稻盛和夫
盛田昭夫著书《日本制造》，描述自己如何让“日本制造”从最初的廉价代名词变为品质的代表，这一日企崛起案例，对后来的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而这些励志的日企故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发酵为一种严重威胁本土经济的危机。
80年代的日本，在汽车、机电和半导体领域开始对美国形成全面压制。稻盛和夫未雨绸缪地在1968年就把京瓷的销售网点开到了硅谷，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中，京瓷的捷足先登，为日后美国制裁日本半导体做足了伏笔。
1981年，回归美国市场的丰田汽车开始源源不断地下线，和“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了纪录片《丰田入侵》。此时的丰田汽车超越美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
而伊藤洋华堂当时正在酝酿对美国南方公司的吞并。在70年代买到美国南方公司的7-11日本经营权后，历经十年，迫于经营不善的美国公司提出了让日本方面全权托管的提议。最终，伊藤园洋华堂收购南方公司70%的股份，在当时的一些媒体中，出现了“日美大逆转”的报道。
日本在中美两国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如果说，日企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来说，扮演的是一个协助者或者榜样，那么在美国，日企绝对是一个破坏者。
日企对美国各产业的超越，让日本威胁论在美国上升到了文化高度上。
“赛博朋克”这个在1980年被科幻作家布鲁斯·博斯克创造出来的词汇，与其相关的内容创作中，一种基本设定就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叉，这种交叉设定，成为美国对日本恐慌的一种显学。
美国的忧心忡忡，最终浓缩进了著名的《广场协定》中，从而点燃了“日本失落三十年”的的导火索。
美国的制约，让日本的国运出现分水岭式的转折，这既让日本的命运步入了新的走向，也对日企哲学最终在中国的寿终正寝，埋下了伏笔。
从日币升值引发的连锁反应，在日本国内开始一环一环的传导。
日元被“勒令”升值，日本赖以生存的出口被掐住了咽喉。央行以降息来刺激国内经济，利率从5%砍到2.5%，催生出日本股市、房市的疯狂，日企的市值总额，在最高点时占到全球45%，达到美国企业市值总和的1.5倍。
证券交易所开始忘乎所以，声称日本股票的上升势头，脱离了地心引力。
“全球中心的转移”成为日本当时一种普世的预期，东京房价水涨船高。疯狂的投资行为蔓延到各个领域，三菱购得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吞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第一不动产买下纽约蒂凡尼大厦；欧洲艺术品大量流入日本，东京的藏品阁企图与巴黎分庭抗礼，日本人的大批量采购，直接推动了欧洲古玩的市均价格。
多么熟悉的情节。
豪横的购买力，让日本长久的隐忍和谦逊第一次出现了转变，“学习先进知识”不再是他们看待欧美时的主流态度，自负的情绪蔚然成风。
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长吁短叹：“如果不依据客观事实，只凭自豪的感情一意孤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导致攘外和排除异己的风潮，构成进步的最大障碍。”
199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访日，在晚宴上，总统因身体不适发生呕吐，他吐在了旁边的宫泽喜一首相的腿上，然后从椅子上跌落。
当时日本人骄傲地解读道：“美国总统倒下了，日本首相扶住了他。这正是当今日美关系的象征。”。
而此时，支撑他们的财富泡沫，已达到了撑破的临界点。
以银行为核心的日本财团们，使用资本腾挪的把戏也开始露出马脚，越来越多的钱被借给那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企业和个人。信用危机在泥潭中爆发。
与此同时，财团公司们相互持股，造成股市的虚假繁荣。
日本央行后知后觉且强硬地采取了加息政策，2.5%的利率，被硬拉到了6%。
泡沫破灭的哀嚎不绝于耳，一大波银行和证券公司*，不良债权让国民背负起了10万亿日元的负担，大藏省官员因接受银行的色情场所招待而陷入丑闻，这个政府部门自此被拆散，日本再无大藏省。
日本腾飞的巨轮开始沉没。
1995年，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出差到北京，他在火车站看到大量的农民工，他们裹着棉被，一片狼藉地挤在候车室里。这种在现代建筑物内宛若“废墟”的场景，让他感觉像在经历一场噩梦。
这一幕与他在二战后看到的日本如出一辙，那是一个民族在觉醒前所陷入的恍惚与眩晕。1995年的中国，正处在世界工厂诞生、经济腾飞的前夜，而此时的日本，正在最高点下坠。
这似乎预示了两个经济体的交接。而日本黄金周期的结束，也让其企业哲学最终难逃过时的命运。
在1991年开始的这场衰落，在最初的数年内，并未让日企断崖式地坠落，而是缓慢的腐蚀。与此同时，硅谷觉醒，并逐渐爆发出互联网浪潮，扫兴期的日本企业，与这片蓝海彻底的擦身而过。
随后，中国加入WTO，并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像日本当年从美国的战争特需中获得的代工红利一样，中国制造业链条在廉价劳动力的锤炼中脱胎换骨。
中国新兴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开始出现，三大门户在2000年集体登陆美股，结果迎面撞上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碎，然而这依然没能阻挡一种新的创业文明——硅谷的Idea和商业模式，以及穿T恤牛仔裤的工程师着装，成为中国企业的新型样板。
与此同时，就在2000年前不久，日本三位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的相继离世，这些逝去的大师坐标，与硅谷崭新的商业旗帜，让中国企业学习的榜样，形成了迭代。
日企印记在中国的褪色，开始在日企大撤退中显露无疑。
中国的白电、黑电开始抬头，并迅速将日本企业挤出中国市场，2011年，松下将旗下三洋电机的冰箱和洗衣机卖给了海尔；从2016年开始，东芝先后将白电和黑电业务卖给海信。日本家电在中国价格大战中，不得已进行了产业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