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祐元年（1275），南宋将领阎顺“战安吉县，复取凤平”，取得了胜利。朝廷遂“诏褒谕张世杰、阎顺，诸将各转官有差……免安吉县今年夏田租”，不仅对获胜的将领进行了褒奖，也减免了安吉县当年的夏税。

南宋时期，虽然鲜有全国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局部小规模的民变时有发生，尤其以高宗、孝宗两朝最为频繁。

民变会威胁朝廷的统治。因此，当平定民变后，朝廷会减免赋税，以示安抚与庆贺。绍兴五年（1135），岳飞攻破洞庭湖的起义军水寨，平定了杨幺起义后，朝廷下令，“以贼平，免沿湖民前二年逋租”，免除了洞庭湖附近农民积欠的田租。

隆兴二年（1164），广西的王宣起义被平定后，孝宗“以广西贼平，诏减高、藤、雷、容四州杂犯死罪囚，释杖以下，蠲夏秋税赋”。

此外，民变有时也会对当地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出于恢复民力之考虑，南宋朝廷也经常减免民变发生地区的赋税。

如绍兴二年（1132），在平定建州的范汝为起义后，宋高宗下诏：“建盗范汝为平，蠲本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税及夏料役钱。下四州曾遭寇略者，蠲今年夏税”。

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破坏。南宋建立之初，许多农民脱离土地，大片田地荒芜。

在宋金战争的前线两淮地区，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出现了“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的场景。

即使到淳熙年间，“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仍然有不少地广人稀的待开垦之地。

在南宋早期，恢复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己成为当务之急。赋税轻重恰恰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因素，直接关乎土地开垦的最终效果。

这一点南宋臣僚也有深刻的认知。扬州知州晁公武就曾指出：“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

臣僚也曾向朝廷建议，对于地广人稀之地，“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德，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为吸引农民开垦荒地，南宋政府遂实行田赋减免的优惠政策，以鼓励流民复业，推动农田开垦。

绍兴七年（1137），高宗“诏诸路归业民垦田，及八年始输全税”，规定对各地归业垦田的农民，减免前七年的田赋。

除吸引流民复业外，朝廷也会招募农民赴荒芜之地实行垦荒。但待垦地区多为偏僻之地，若不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鲜有农民愿背井离乡，远迁僻壤。

南宋朝廷也意识到，“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鉴于此，对于远迀垦荒的农民，朝廷往往减免其田赋。

绍兴三年（1133），宋高宗“诏江东西、湖北、浙西募民佃荒田，蠲三年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