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红杰 张旭

摘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生产关系变革到现代农业经济体系重塑，从全面进行乡村改造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不同体制条件下不断演进，其基本逻辑在于动力塑造中对个体与组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邃思考和不断调整。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考虑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动力、资源注入、市场联结等问题，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出发，形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激励和不竭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1]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把实现农业现代化确定为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先后通过计划导向下的集体农业和市场导向下的双层经营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并通过乡村改造、农村建设等不断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加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同时，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2]3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因此，进一步梳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基本逻辑和发展趋势，仍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从根本上讲，生产方式变革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并在研究中从生产的技术条件、组织形式及两者的结合方式等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细致入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内在矛盾。作为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具体方式，生产方式体现了具体劳动过程中对社会生产力的运用和发展，也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对劳动组织形式的规定和约束。反过来，在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社会交往的扩大及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具体的、微观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不断形成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又进一步外化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变化的根源，而生产方式则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具体体现，它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具体生产层面上的结合，也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既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也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唯物史观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透彻分析才得出的科学结论。如果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规律及内在矛盾，那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则是从具体的生产过程入手，探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路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双重优化，关键在于着力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具体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 农业生产方式体现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技术的运用方式、生产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及其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其演变一般经历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以氏族为生产单位、以木石器工具为特点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二是以农奴、雇工或家庭劳动为主，以铁器、牛耕等传统生产技术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三是以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有机化等不同技术组合形式，以家庭经营、雇工经营、联合劳动为基础，以市场化生产、企业化经营、多功能拓展等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1。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不断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也是社会交往普遍发展、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更是农民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农业多功能性不断拓展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是将现代化生产因素不断注入农业生产经营，并促进农业有机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从内涵来看，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一方面是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表现为通过机械化、标准化、社会化、生态化、科学化及智能化等，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科技贡献率及农业综合效能和生产经营效率，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和农业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农业劳动关系和生产组织基于社会主义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表现为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农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农民发展条件的不断改善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其基本要求在于，首先，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优化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手段、积极促进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实现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不断提高、农业产业链条和农业多功能性充分拓展，以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农业整体发展效率的不断提升。其次，要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培育集体经济成长空间，不断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同时，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的系统实施，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并以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劳动力的有序吸纳为渠道，提高城乡居民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优化农业生产的人地比例、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经济收益，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农业功能、农业供给和农村生活的现代化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探索阶段：

1.1949—1956年，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推进乡村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进一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鼓励农民互助合作。到1952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结束，约7亿亩土地和包括农具、耕畜、房屋等在内的生产、生活资料分给了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60%～70%的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5]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随后，出于促进工业化发展和克服小农生产弱点的现实需要，我国适时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推动发展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等几个阶段，从生产关系、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彻底变革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体农业生产方式。 这期间，政府采取了财政支农、组织兴修水利、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屯垦开荒及推进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为满足工业化建设对生产、生活物资和积累资金的需要，我国逐步形成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将农业生产强力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逐渐形成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格局。在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党的领导通过组织网络全方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农村社会逐步被整合进入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

2.1956—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探索集体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开展社会主义农村建设。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速了农业合作社的改组合并，形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既负责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又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工作。随着1961年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逐步形成以生产队为生产和经营核算单位、以军事化劳作和按工分进行分配等为特点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方式。这一时期，一方面，在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及良种推广、化肥施用及土壤改良等方面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开展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医疗条件、建立基本社会保障等，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同时，通过户籍制度和管理体制构建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3.1978—2012年，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加大农业发展的主体激励，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的滞后发展、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严格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及内部激励不足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等，导致集体农业缺少提高耕作技术和机械化水平的内在动力与外部条件。针对集体农业发展中微观主体激励不足问题，我国逐步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向双层经营转变。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保持原有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作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形式，并提出其应具有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的基本职能，形成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构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6]2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的发展，城乡人员流动逐步松动，人地关系变动和农民收入变化促进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注入，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出现。我国开始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户组织化以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结合。3随着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推进新农村建设，我国逐渐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发展格局，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强对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并积极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同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4.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实施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发展，农民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产权关系，对不同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形成了制度保障和内在激励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农民发展状况的改善和务工收入的增加及适应供求变化形成的农业结构调整等，促进了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的加速注入。农村教育条件极大改善，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社会保障水平日益提升。近年来，我国着重强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投入和补贴力度、培育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造就农业农村人才队伍、提高市场流通效率等支持措施，强调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7]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新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快速发展。

无论是改革经营管理体制还是构建现代农业支持体系，党领导下自上而下的力量注入始终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业现代化即作为“四个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总体布局，在工农、城乡关系嬗变中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采取发展集体经济、调整生产经营体制、发展涉农工业及挖掘农业生产潜力等措施，统筹农业和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党逐步推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不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从1982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农业农村发展，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农业投入、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布局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党不断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从“多予、少取、放活”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从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新发展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党中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把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环节进行统筹布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虑到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现实困难，中央适时推动农业合作化，进而形成农村集体经济，提高了农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能力和动力；后又不断调整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形成了供销合作社及农技推广等支持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进一步变革农村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在前期集体经济大力改善农田水利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农户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农业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开始强调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实施减负增收、对口帮扶，建立粮食收储制度，对农业农村进行补贴，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动力。近年来，我国一方面继续加强自上而下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注入，另一方面鼓励自下而上的生产经营组织发展，不断调整农村经济管理体制；针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虹吸农村资源导致的农村空壳化、农业生产老龄化问题，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支持集体经济发展，鼓励返乡创业等。这些措施不断塑造、激发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能力和动力，使我国农业发展保持连年增收态势，提高了机械化、绿色化、信息化水平，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调整集体经济管理体制，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业产业化，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维护农民主体权益都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用地的增加，耕地占用风险加大，我国明确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近年来，进一步强调提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建立多元投入格局，提高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等。[2]306在新冠肺炎疫情、局部战争及国家竞争等导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状况下，不断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更是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要求。同时，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无论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还是以“三权分置”为基础规范的农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引入社会资本，始终没有突破这一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而是在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重视小农户的主体作用，通过发放种粮补贴、发展社会事业、改善基础设施等，保障农民主体权益，实际上形成了对农民主体权益的保护机制。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之间、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必将最终形成资源双向流动格局，使农业农村真正成为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蓄水池、保障器和增长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不断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市场经济逐利逻辑和集体经济相对萎缩的状况下，村庄的原子化发展和内部阶层分化加剧了分散农户的离散倾向。当前，有效组织缺失、发展动力不足和农民主体弱化等成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新发展阶段，解决小农户现代农业生产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扭转产业化经营中农民的相对弱势地位，必须进一步强化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注入机制，同时吸纳小农、重塑小农、组织小农，通过再组织化和集体经济发展，巩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实践主体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力量。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在于增强主体力量，强化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注入机制。

从微观角度看，增强主体动力就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微观主体参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其中的关键在于解决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依托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近年来产生了诸多理论分歧：一是坚持资本主导作用。这种观点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分析范式出发，坚持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落后保守的，必须强化资本的作用，促进社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让资本在利润平均化规律的调节下，改变农业生产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推动小农生产经营方式逐步向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机械化、工厂化、知识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大农业转变。[8,9]二是强调小农立场。如，贺雪峰等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维持小农生产结构、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和关键性收入来源，对于缓解农民问题至关重要。[10]应在充分肯定现有城乡二元关系向保护型结构迈进的前提下，从农业发展面临的真实困境、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所思所想，构思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1]徐勇基于“社会化小农”概念，认为解决困境的出路在于，一方面，提升农民自我生产和社会交往能力，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将农户纳入统一的国家支持和保护体系。[12]温铁军等基于“传统小农村社制”概念，提出根据我国小农经济的现实，应采取日韩式的农业支持方式。[13]黄宗智认为，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中国农业的可行道路在于发展节省土地的“小而精”家庭农场，并配合由政府引导和支持、由农民投入和控制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合作。[14]蒋南平等提出“现代小农经济模式”,并将其看作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15]杨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农经济”概念，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所有制形式彻底变革与家庭经营的最佳结合，是当前历史条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妥当选择。[16]三是强调农业生产经营的多元组织化。如，陈锡文提出，应推动统一经营向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社会化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不应大规模地鼓励和支持以资本为主导的雇工农场取代农户的家庭经营。[17]于金富认为，应在土地所有、占有和经营上实行农民联合的共同占有、合作经营，以社区合作经营和股份合作经营为主要形式，构建新型农业合作经营模式。[18]张晓山提出，应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扩展农业产业链、实现垂直一体化经营的组织载体，通过规范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进程。[19]还有学者关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实现，以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20,21]

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发展实际来看，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大国小农的现实状况，决定了资本主导的规模化经营对小农的排挤可能导致潜在社会风险，[11]而坚持小农立场则难以根本破解低水平发展难题。依赖市场推动下的自发分化和自愿联合，难以彻底改变分散小农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等问题。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小农生产向资本化、集约化生产和联合经营转变，并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但从长期发展来看，亦难以形成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动发展的有效机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小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绝对主体。但随着农业功能的延伸和人们对高质量农业需求的增长，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如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也必然会不断增加。调动广泛的社会积极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共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内在驱动。同时，要坚持农民主体原则，鼓励各种“益农”联结，提升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和动力。更重要的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发展提升农民对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参与能力和主体地位，规避资本排斥小农导致的社会风险，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双层经营制度，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

从宏观角度看，增强主体动力就是切实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从资金、技术、人才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形成系统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支持体系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支持体系。从当前来看，一是提高扶持资金定向投入效益。围绕现代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对农机、肥料、种子及其他农用设施和经营场所实施购买和租用补贴，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同时，适当提高农产品收储价格，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二是加强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引入、研发及推广。对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业给予技术支持并构建监管甄别体系，形成对高质量农业生产的激励效应。三是强化农业农村发展的人才支持。鼓励返乡创业，积极应对乡村空壳化、老龄化危机，充实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动力。四是进一步加强农村“新基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水、电、路、气建设的基础上，加快互联网设施和平台经济建设，鼓励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品牌农业发展，形成社区支持农业等新的生产经营形式，打造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同时，发挥党政基层组织力量，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以此带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和生态振兴。

有效的组织体系是形成自下而上的组织动力和承接自上而下发展支持的主要载体。从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双重维度——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完善与发展来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不能仅从现代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衡量，还要从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地位、农民发展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来评价。以双重价值维度衡量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问题，一是解决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过程的注入问题，二是保障农民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问题。这不仅需要借助不同层次的合作形式或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更需要形成实质性的、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及其纵向联系的组织网络，以综合性的农民组织团体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动力，并在与政府的功能结合中提高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举措的实施效能。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促进过程目前主要表现为，在中央纲领性文件指导下由农业农村部形成具体农业政策，然后在省、市、县各级政府主管下由各级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形成纵向管理体系，通过政策任务分解并逐级下达，最终形成基层治理目标任务。这一科层体系具有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也具有及时调整政策目标的灵活性。但以达标为形式的政策实施过程也容易导致运动式的工作方式，以及为降低达标难度和工作成本而形成利益扭曲机制等问题。农户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成为被动接受的客体，而且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村庄空心化、原子化等导致村级集体离散化和农民对村庄治理的冷漠化，村民自治易受到乡村宗族势力、能人大户及村干部的影响，致使村庄事实上仍是一盘散沙。以行政体系为主导的政策推动过程难以与分散农户形成直接对接，不得不依赖村干部推行政府扶持政策，这就容易导致村庄治理中干部以低保、危房改造等指标进行寻租，造成农业农村支持政策在基层被扭曲的现象。而在村社相对封闭的小团体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分散农户对这种不公平现象往往选择消极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制度重塑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不仅是为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推行提供承接载体，而且是提高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绩效、提升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

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的关键是在行政体系之外形成与行政体系并行的纵向农民组织系统，以及包括技术推广、金融服务、生产服务及产业发展等在内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网络，即一方面促进农民在各种层次上的横向合作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农民参与不同层级合作事务的纵向一体化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网络应由农民组织团体构成，能将小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囊括在内，为组织内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合作便利和发展空间，并和组织外的工商资本在主体对等条件下形成经济合作关系。同时，综合性农民组织体系应设置与行政体系对应并行的管理机构，以与行政体系进行功能衔接和政策互动，并通过承接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支持政策、积极反馈农民的政策需求等，使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与农民组织体系自下而上的主体驱动有机结合，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构建有效的组织体系既要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要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力量，依托现有组织框架，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重塑。由于分散农户的力量弱小，难以通过自发合作实现广泛的组织行为，农民组织体系一般是在政府主导或外部力量介入下实现系统构建，而且农民组织体系要保持农民团体性质，属于区别于行政系统的民间组织。例如日本的综合农协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作为小农制基础上农民组织体系的典型代表，都是由政府推动建立并在发展过程中和行政体系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但在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上又保持独立的农民团体，形成了以农民会员为主体的组织机构和服务于农民发展需要的业务体系。当前，构建农民组织体系的现实途径是对我国现有基层体制进行功能重塑和有机整合，通过对供销体系、技术推广体系、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重构，建立不同层级的科学管理机制，使之成为农民组织体系的新型组织单位。在当前农民自组织能力较弱、离散化倾向明显的条件下，党政组织的积极介入和主动引导是构建农民组织体系的重要动力。

当前，农户与企业的契约、农户之间的合作及农户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联结等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注入。但是，这些组织形式仍不足以使农户充分组织起来，并为提升其市场主体地位提供保障，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户的生产者弱势地位。在充分发挥小农生产优势的基础上，重塑集体经济并将其楔入现代经济体系，使其以治理有效的市场主体身份，将农业生产和农民发展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整体构建进程中，以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农户的有效组织化，通过组织体系的构建将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农业产业化价值链条的拓展，这是推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关键。因此，应进一步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巩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以现有组织为基础构建农民合作网络，形成分散生产与统一经营的最优结合，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良性互动。

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集体经济能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解决分散、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由化肥农药随意施用、废弃物随意弃置等导致的生态污染和产品质量问题，促进农户深度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并获取更多价值分配和发展成果，是促进劳动群众共同面对市场竞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于解决乡村原子化导致的治理难题和“反公地悲剧”4,以及承接制度资源和各项发展支持政策、加强乡村工业化建设和带动分散小农户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具有积极意义。在新发展阶段，以集体经济引领农业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进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分散农户再次广泛地组织起来，既能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有序转移，并保持农村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稳定器”和“蓄水池”[11]的作用，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又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粗放落后状态，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层动力。集体经济引领下的农业产业化也会更加积极地将现代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注入农业生产过程，并借助互联网和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促进城乡社区联合，形成新的发展业态。同时，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于改变农村杂乱的人居环境、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空间，以及形成对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村度假养老等潜在需求的有效供给也有积极的先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城乡的资源互动和一体化发展进程必然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也将逐渐消解。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仍缺少实质性的、经营有效的集体经济。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实际上的物权化和“三权分置”改革对承包权与经营权经济权益的进一步明确，以及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过度依赖“私利”动机而忽视“公益”和对“自发性”的过分强调，[22]导致集体所有经济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曾被虚置化。近年来，随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向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工作体系的建立，我国农村发展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支持、项目扶持，农村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在“村官”下乡、结对帮扶及鼓励返乡创业等政策支持下，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不断向农业农村流入。这些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在新发展阶段，依托集体经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重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途径，扬弃小农分散经营模式，巩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保持个体经济发展积极性的同时，激发其合作积极性，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参与程度和发展预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多种产权的有效联结，将集体经济楔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并采取多个层次、多种途径的实现方式，与家庭农场、小农户及社会资本形成包容共生的关系，在分散生产与统一经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基础上，寻求两者有机结合的最优均衡，实现在集体经济引领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在新发展阶段，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背景下，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依然需要从主体动力、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发展潜力，更要从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发展与良性互动角度出发，形成包括党的领导、政府介入、社会参与、集体引领及农民实践等各种力量在内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素的注入。同时，要引导农民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身份深度参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实现由脱贫致富到获得更好发展条件的转变。这就需要强化现代化要素注入机制，重塑基层政府和集体经济功能，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激励个体经济、社会资本及国有资本共同参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将分散的小农生产纳入组织化轨道，并在集体经济引领下形成农业生产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持续动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城乡均衡发展。

作者简介：张红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基金：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户再组织化的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研究”(编号:2021BKS038)的成果;

来源：《经济纵横》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