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是之前在读大学时的一份比较文学作业，原题为“柳青《创业史》中徐改霞和刘淑良女性形象投射的不同社会心理”（原文有改动）。柳青的《创业史》我读过，但当时并未留下书评，而这点零星片语居然成了证明我读过这本书的唯一证据。

柳青的《创业史》是著名的“三红一创”系列作品（《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中之一，柳青也是路遥写作的精神源流，是六十年代较负盛名的作家。尽管这个解读只是冰山一角，但对于了解这本书的世界也或有裨益。

我在把这些文字从照片状态一个一个打成文字时，我突然隐约记起了当时读《创业史》后的感受，之所以会有徐改霞与刘淑良的比较，是因为我对于梁生宝和徐改霞的错过而意难平，是因为我觉得梁生宝的表现太过于直男，俗话讲的“大猪蹄子”。梁生宝骨子里对于自己没文化的自卑，与徐改霞的勇于追求、锐意进取确实不匹配，由此也引发了梁生宝人生中的那一抹遗憾的挣扎。

至此，我才发现，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和黄亚萍，《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田润叶，孙少平和田晓霞，似乎都还留存着梁生宝和徐改霞的影子，这大概就是一种隐约的城乡差距。我们不必耿耿于怀这种差距，我们只需要在其中照见自己的现实与理想的碰撞，把人生路上遇见的一切融进无比丰富的生活海洋，并能感受到这种丰富的魅力，这就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好处了。

原文如下：

柳青的《创业史》是写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文本。

柳青以非常贴近北方方言的语言形式，讲述了一个在陕西农村下河沿和蛤蟆村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业故事。柳青本要写四部，可惜因为文革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并未完成，只写了第一部。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的形象，围绕在他身边的，除了一起工作的伙伴，还出现过两位女性：徐改霞和刘淑良。她们之于梁生宝，是生命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人。

徐改霞和刘淑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

徐改霞和梁生宝是在进步工作中认识的。她喜欢和梁生宝交流工作，一起为事业付出。而且她是新社会有知识的女团员，摆脱订婚的束缚，一心追逐自己所热爱的。但她与梁生宝之间的沟通存在着问题：虽然两人彼此喜欢，但女孩子的矜持让徐改霞就“考工厂”一事来试探梁生宝，她希望他留她，可惜梁生宝过于耿直，而且事务繁忙，所以一直到改霞临走之前，他们都没能有机会好好沟通。

至于柳青想让他俩成还是不成，没有定论。但我总是隐隐有希望却也有担忧的：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担忧在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尤其对知识女性的看法并不明朗。梁三老汉一开始就看不上徐改霞，他怕徐改霞会把他的女儿给带坏，因为徐改霞退了婚，还像个男人一样参与政治。在徐改霞去看梁生宝之时，梁生宝也一下子觉得徐改霞上了三年级是有知识的人，她在嫌弃他没文化，于是扭头就走，所以当时人们对知识分子并不能够很信任的。

刘淑良呢，则是非常正派、大气的女人，努力工作，积极上进，勤劳能干，是属于农村传统心理中认准的好女人。她与梁生宝是没有爱情的，他们似有结合之势，顶多算是相互欣赏，所以我不是很看好她。我不是说刘淑良不好，相反，刘淑良是农村进步女性的典范，但是刘淑良身上的有很大一部分优点都是被一些封建传统所塑造出来的，而且她并没有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这也了她和梁生宝最终“不得不”结合的一种书写。

而柳青对这两位女性在书中描写的各有侧重，是跟当时的政策有关系的。人民大众是健康、积极、向上的，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则是很尴尬，一方面能够思考社会，反作用于社会，一方面却不能被政府*所信任，被迫需要改造。这就陷入一种悖论：既要培养农民作家、干部，要他们学习，要知识分子改造，另一方面培养起来的作家、干部又成了知识分子。

文学作品是会不自觉的投射这种现象的。这种现象早已成为历史，彼时那种无形的压迫也烟消云散，但那抹乌云的淬炼，也成就了我们对于事物存在的一种辩证性思维和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清醒意识，能意识到了，我们就有机会去超越它，而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