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左一）与皇甫村民在田间。

1954年春节刚过，柳青便会同县委派来的建社工作组一道，着手在王家斌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整天泡在王家斌所在的四村，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建社规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等等，他都亲自过问。同时，他还说服其他不断找上门来要求办社的干部和群众，要他们先办好长年互助组，待干部、群众的条件都成熟时，再转农业生产合作社。3月10日，王曲区首个初级社——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王家斌长年互助组的基础上诞生了。柳青被成立大会的热烈场面所感染，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后，他写下《新事物的诞生》和《灯塔，照耀着我们吧！》，记叙自己这一段难忘的生活。

实际上，早在1953年末，柳青就创作了一部关于老干部思想问题的长篇小说，已写到20多万字。这时，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入他的视野，强烈地吸引着他，遂决定重新调整创作计划，另起炉灶，转而描写我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他从1954年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稻地风波》，至年末大体上完成第一部的初稿。

适逢陕西作家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公开出版发行，这部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柳青经过对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作深入分析后，深切地感悟到：一是杜鹏程长期置身于战争环境中，很熟悉这种生活，写作时就有激情；二是这部小说创作的时间长，修改的次数多。于是他下决心落户定居皇甫村，以完全融入社会主义农村，体验火热的新生活。

◆柳青与《创业史》书中梁生宝人物原型在一起。

1955年春，经组织协调，他用西安的一处房子换下西北军区所属的皇甫村的一座名叫中宫寺的旧庙宇，整修了一番，把家安顿下来。从9月份起，他开始大规模地认真修改《稻地风波》第一部，于1957年3月写完第二稿。在此，他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凌晨6点钟，中宫寺亮起灯光，随着一阵轻微的咳嗽，一个穿着对襟褂、头戴瓜皮帽的中年人走出来。他或在村口边散步边听广播，或到后院里开水车浇菜。8点钟吃过早饭后，翻阅一阵报纸、杂志，就开始用一管毛笔创作，直到11点多。午饭后休息到下午2点左右，起来继续写作至5点。然后开始接待客人，或到村子里和群众拉家常。6点多钟吃晚饭，饭后常常找干部来家里谈工作，直到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

1958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青年编辑王维玲得知柳青落户长安县农村潜心创作的情况后，预感到他正在酝酿什么大作，遂去信向他约稿，并要求签订出书的协议。一个月后，柳青在复信中如此写道：“我的小说第三遍稿，还远没有写完。写完后，还要发表，发表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我的想法是在离出书还很遥远的时候，不作任何过早的协议，给自己增添了心思。过去，我在这方面有不好的经验。我打定主意要在发表以后，再谈这个问题，那时候再联系吧。”

直到1959年10月3日下午，柳青耗时6年、大改4次的《稻地风波》第一部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延河》杂志捷足先登，从1959年4月号开始连载发表《稻地风波》第一部，每期两章，至同年11月号全部发完，其中从同年8月号起，《稻地风波》改名为《创业史》。1960年，《收获》杂志全文转载了该小说。之后，柳青再次修改了该小说中梁生宝带领割竹子队伍在深山劳动的篇章。

当时，柳青已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在第一部书稿发排前，王维玲曾打算在其扉页、内封的后面，加排一面目次，以便于读者翻章查页。她将这个想法写信告知作家，征求其意见时，作家却不同意，回信说：“目次，如各章加以提要性质的标题，对读者很有好处。否则，只为了找页码便利，别无作用。原拟仿《复活》编内容提要，附在后边，作为附录。对于头绪繁杂、人物众多的大型小说，在没有小标题的情况下，内容提要对有些读者有作用。一、可以吸引他看和看下去；二、可以帮助记忆。提要性质和章回标题一样，只是散文而非对称韵文。有两个想法，一是现在搞，二是将来搞。如不搞分章提要，目次可不要。”王维玲非常赞同作家的想法，认为如能按章，或按大单元编写出内容提要，无疑是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上的一大创举。但因《创业史》第一部要赶在1960年5月出版发行，时间来不及，故作家这一良好的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作家在为该小说撰写的出版说明中透露了其宏伟的创作计划：“全书（指《创业史》）共4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现在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我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但实际上，作家后来只完成了第一、二部，它们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

柳青做事的认真细致，在我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出了名的。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前，关于“部”和“卷”的问题，王维玲等编辑人员提出在该小说的封面和内封上，有“第一部上卷”和“第一部·上卷”两种排法。作家立即来信，详细的说明他的想法：“我认为排一行好看，排两行难看。一行，字号要小，用长宋，要秀气一些的。‘册’和‘卷’外国文是一个字，因为是文艺作品，卷较习惯，‘部’和‘卷’不可混淆。一个是内容上的，一个是形式上的。”

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的稿酬16065元，全部捐给长安县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2年4月间，皇甫公社各生产队普遍发生牲口死亡现象。他停止《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同公社干部王培德、胜利大队王家斌一起，检查了全公社各生产队的饲养室，和饲养员们一起座谈，最后由他执笔撰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全社的饲养员和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后长安县人民政府将它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的饲养员。《陕西日报》12月22日将它全文发表。

1965年春节前，柳青从北京开完会回来，撞见社教工作队正召开批斗王家斌等广大基层干部的全社群众大会。他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奔走于长安县和皇甫乡之间，向社教总团和一些工作组的负责人申诉，以保护王家斌等人。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受到隔离审查的王家斌于5月初获释。与此同时，作家为了解决文学创作中的疑难问题，一边勤奋笔耕不辍，一边认真地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至“文革”爆发时，《创业史》第二部已写到第25章，差3章就全部完成了。

在长安县的14年间，柳青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除《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大部分外，他还写出《狠透铁》《我们这里已是早晨》《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王家父子》《邻居琐事》等许多小说、散文，写下《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文章。在作家身上，生活与艺术的结合是如此完美！

1967年1月1日晨，一伙人闯进中宫寺，将柳青家洗劫一空。他被揪到西安市，打为“反动权威”、“黑作家”，关入“牛棚”，从此失去人身自由。2月，马葳带着5个孩子把家搬到西安市小南门外的一座简易楼上。直到两年多以后，受尽折磨、病情严重的柳青才获释。但灾难接踵而至，马葳因受株连被迫害致死，家里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柳青家前后围着几个公共厕所，西边是一个牲口棚，东边是一个醋厂，无论刮什么风，都会有刺鼻难闻的气味袭击着病中的柳青。

柳青因过敏性哮喘严重发作，于1970年夏被送进医院，在11次抢救后，终于摆脱了死亡的威胁。此后，北京一家重要报纸的记者到西安走访了他。他向记者大谈自己要完成《创业史》的写作计划，要把身体搞好，要修改第一部，接着写第二、三、四部。听了作家关于创作的美妙遐想，那位记者回去后很是惊讶地对周围的人说：怎么柳青还念念不忘他的《创业史》？我走遍全国，访问了那么多老作家，还很少有人公开说要继续写作。

1972年，柳青病危的消息被*总理得知后，遂批示卫生部予以妥善安排，并嘱咐陕西省主要负责人对作家予以关照。10月国庆节时，周总理又托《人民日报》记者捎话给作家，希望他搞好身体，写完四部《创业史》。在此巨大的鼓舞下，柳青抱病再次精心修改了《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第一部。

1974年秋，柳青生前最后一次迁居到离皇甫村仅15里的长安县韦曲镇。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有位副部长派人到陕西来看望作家，提出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生活困难。柳青对其拉拢之意洞若观火，遂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女儿刘可风谈及此事，还轻蔑地说：“我不和他们这文化部发生任何关系。”有一天晚上，他在创作的间隙，又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看到更远的将来，算啥呢？我不能随着形势，改变自己的意志、思想和党性原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