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近几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稳定增长，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主要领域，自贸区成为高端制造业外资增长极。但是，伴随国内要素成本刚性上涨压力叠加竞争加剧，外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行，欧美在华投资持续低迷，利用外资质量仍有待提高。

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呈现新特征新趋势

中国持续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吸收外资规模数量上取得显著突破，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期。根据商务部数据，随着营商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1983年的9.2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734.8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15%。2022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增速仍然处于高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中国吸收外资金额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提升，2017年至2020年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全球第二。

外商投资结构呈现优化趋势，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主要领域。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均呈上升趋势。根据商务部数据，批发和零售业成为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分布最多的领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注册资本上升最快，也成为注册资本占比最大的行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高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也增长较快。此外，2005-2021年，我国第一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从0.99%下降至0.3%，第二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从61.73%下降至23.4%，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从37.28%增加至76.3%。从总量上看，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部外资的比重已从2005年的不足1/3，达到2021年的75.8%。

外资来源多元化趋势显著，但仍集中在亚洲国家/地区。对华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区是亚洲、欧盟、北美及部分自由港区。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公报，2017-2022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企业数量整体仍呈增长趋势，尤其韩国在华投资企业数量增加明显。欧盟主要国家在华投资企业数量占比有所下降，亚洲及北美地区投资企业数量占比保持增长。2021年亚洲国家／地区在华新设企业数占比为76.2%，实际投资金额占比为84.9%。

外资“提质量”成效显著，自贸区成为高端制造业外资增长极。中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增长较快，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公报，2022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28.3%，较2021年提升7.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56.8%、35%和21.3%，已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引擎”。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根据商务部相关数据，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2225.2亿元，占全国的18.1%，自贸区成为外资保存量、扩增量、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平台。2022年我国连续第六年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缩减至31条和27条。此外，通过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外资企业的资产，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参与标准的制定，不断增强外资在中国投资兴业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如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高质量外资

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要素成本刚性上涨压力叠加竞争加剧，外资制造业投资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欧美在华投资持续低迷。此外，受传统绩效考核思维影响，一些地方在引进外资时仍然存在“重引进轻效果、重规模轻效益”的倾向。面对国内外上述情况，应多措并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高质量外资。

一是强链补链应对外资跨国迁移，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在产业链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健全产业链，凸显劳动素质、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利用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积极推动外资来源地多元化，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推动更多元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及投资协定落地，从产业互补、共生角度推动国际产业合作，如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英自贸协定成功落地，深化产业合作。关注外资流向，及时评估其对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影响，针对可能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企业造成的影响，做好产能补缺、需求对接、资金保障等工作，保障国内产业链稳定。

二是发挥外资畅通“双循环”效应，提升引资项目质量。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高地的高质量要素集聚功能，切实引导利用外资工作从“引资”向“引智”转变，通过引进外资完善、补齐国内产业链，畅通“国内采购、国内销售”的国内产业循环。创新引资方式，通过“以内引外”“以外引外”“以商引商”等多种方式，吸引优质外资项目，以嫁接国际优质资源，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三是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推进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的细化落地。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新开放格局。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提升内陆自贸试验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谋划对接，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抓住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后发追赶机遇，为接纳高质量外资项目塑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基础上平等对待外资企业，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外资企业跨国经营的外部环境风险。

四是加强外资银行资本合作，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鼓励大中型和盈利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加强与外资银行的资本业务合作。相关部门应当鼓励大中型和盈利能力强的银行更多地引入外资*的风控体系和金融产品体系，加强与外资*的监管沟通与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作者:杨连星,为上海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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