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

陈庆英先生

动荡、慌乱的四月。短住纽约，半隔离中等待核酸结果，等候机票，急着回国看望病中的父亲。惊闻陈庆英老师离世的噩耗，无比痛心。和陈老师的女儿小华联系，得知老师走得安详、宁静，才稍得安慰。

第一次听说陈庆英老师该是在二十六年前。1996年初，我在川藏、青海和内蒙古转了近一年后返回哈佛，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范德康教授（Leonard van der Kuijp）已被聘为藏学教授，我们这批博士生终于有了领路人。那学期，范教授给我们开藏文典籍精读课，就在位于哈佛广场教堂街52号的梵文和印度研究系二楼，选读的是《汉藏史集》。除了跟范教授学习欧洲的汉学传统扣字、读典籍的本事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我们介绍陈庆英老师：“研究元史、蒙藏关系尤为出色的学者，来自青海，太太是青海蒙古族。”我在藏学领域刚刚起步，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查找陈老师的著作，开始细读陈老师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这部书出版于1985年，第一次把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元明清时代的蒙藏历史讲得一清二楚，生动地叙述了多民族互动的进程和蒙藏民族错综复杂的漫长历史，我深受其益，以后反复参阅、引用。

而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在来年的夏天。范教授带我们几位博士生一同参加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陈庆英老师和我都在历史组，他发表了以《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再探讨》为题的论文，对1639年清朝入关之前的满藏接触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而我利用《多仁班智达家族传》中讲述的驻藏大臣策巴克受贿案，讨论乾隆年间清朝官员和西藏地方权贵的关系。会后，与会学者一起参观中华民族园时，我才有机会和陈老师交谈，他提到，我做博士论文还可以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参阅有关的汉文和满文资料。我们一见如故。

2012年北京会议期间，陈庆英和李若虹

后来范教授曾和我提起过他和陈老师相识的缘分。当年范教授还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看到陈老师藏译汉的《汉藏史集》《萨迦派世系史》和一系列有关萨迦派帝师和元朝蒙藏关系富有开创性的论文，特意让他在青海任教的一位学生去西宁登门拜访。后来在1991年的首届北京国际藏学会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果然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的研究兴趣。

1999年春，范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邀请陈老师来哈佛合作。陈老师和师母永红来到波士顿，入住萨默维尔镇默多克街。陈老师和我时常互相走访，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我刚做了妈妈，有陈老师来访学，和同学们一起特别热闹。我们还一起聚餐、包饺子，师母的牛肉胡萝卜馅饺子鲜而润，咬一口，油渍渍的馅儿里喷出那个鲜香味儿，以后再也没尝到如此美味的饺子了。我常跟陈老师说，他来了真好，有那么多问题可以当面向他请教。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开，我真觉得从他这里得到的全是藏学的珍宝，而且我们一旦谈开来，并不是书呆子般一味聊学问，而更多是在聊家常中讲各自研究兴趣的来由。师母不时从旁补充，给陈老师慢悠悠的叙述添加了不少饶有情趣的独特经历。

1999年，陈庆英（右一）和邓锐龄（中）、沈卫荣（左一）在哈佛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