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说到家里消*臭虫用到了敌敌畏，今天顺便说说关于在那些年里我身边关于敌敌畏的故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敌敌畏、滴滴涕和“666”是城市里最常见的毒药。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还比较穷，所以公共卫生环境跟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用说别的，只说马路上的污水和马粪尿混在一起，再加上每个胡同口的“土箱子”都是“顶盖肥”，那味道真的有一种“上头的感觉”。这里说的“土箱子”也就是垃圾箱。但不像今天的垃圾箱，而是用木头制成的长方形箱子，上口略大，左右两侧各有一根粗粗的木条作为把手。那时还没有垃圾袋这种东西，家里的各种垃圾都混在一起放在屋里的一个“土簸箕”（当时的铁皮簸箕与今天环卫工人用的铁皮簸箕很像，只是没有把手）当中，装满了就倒到胡同口的“土箱子”里。“土箱子”里除了生活垃圾之外，还有生炉子的煤灰，这里的垃圾每天有人赶着马车前来清理，如果赶上哪天胡同里的住户产生的垃圾多了，那“土箱子”盛不下，就会把垃圾倒得“土箱子”周围都是。赶上个夏天，不一会儿就在周围飞满了大个绿头苍蝇。
除了马路上的垃圾之外，还有那时的公厕也不像今天这样干净。一般情况下，不夸张地说，就是一个瞎子也能用鼻子找到厕所在哪里。就这样的公厕还三天两头地堵，到时候污水会流到马路上，但这也拦不住人们要上厕所，于是就会踩着砖头战战兢兢地去“方便”，那种恶心的程度，现在的孩子们恐怕连想都想不出。
正是因为公共卫生条件不好，所以那时的蚊蝇等小昆虫远远比现在多。再加上每家每户住房都比较拥挤，家里面因为穷所以各种“破烂”都舍不得扔掉，导致居民家中的卫生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小昆虫连同老鼠这样的小动物就会在这种“生态”下活泼泼地生长起来了。为了整治这些害虫，用毒药消*便成为了市民们的家常便饭。于是，以敌敌畏为代表的毒药就成为了老百姓们差不多家中必备的东西。正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城市家庭中敌敌畏相对容易得到，于是与敌敌畏有关的故事就多了起来。说说我身边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哥哥的敌敌畏中毒事件。记得那年哥哥去农村学农，那时候的学农是真的住在农村，那个村子叫白庙，如今也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了。他们这帮学生是集体住在农村里的一个大炕上，当时的条件简陋，农村也买不起蚊香，于是就用棉花团蘸上敌敌畏，用线绳吊在屋顶上，正好悬在学生们的头上，用敌敌畏的气味防蚊子。那一天晚上，哥哥刚躺下要睡，不知是哪个同学弄的，沾满敌敌畏的棉球掉到了哥哥的身上。要知道，为了发挥敌敌畏棉球的防蚊功效，那上面沾的敌敌畏是不用水稀释的。这样高浓度的敌敌畏接触人体皮肤，很快就会产生中毒症状。哥哥很快就难受得不行，同行带队的老师立即找人拉着哥哥去医院，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好在有惊无险。第二天一早，老师和一个姓皮的医生把哥哥送回家里，这一次把父母吓得不轻。哥哥在家里养了好几天才痊愈。这时同学们也都从农村学农回来了。按照那时的惯例，对老师和救治他的医生无以为报，只能写一封感谢信。那天，爸爸妈妈帮助哥哥起草了一封感谢信，准备第二天在学校的校会上宣读，让哥哥自己先在家里准备。那封感谢信中有一句话说的是“感谢尊敬的皮大夫”，哥哥不知道这个“大夫”的“大”应当读作“带”，结果在家里声情并茂地朗诵成“皮da夫”，弄得全家笑个不停。
第二件，我家隔壁的女主人喝敌敌畏自*。我家的隔壁住着一家五口，老家是河北一个很穷的县，男主人在早点铺炸油条，女主人在街道工厂里工作。有一天晚上大概八点前后，突然全院子的人都轰轰隆隆地跑到他们家，发现女主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院里的一个大妈一个劲地问她怎么了，她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我喝了敌敌畏了。”然后就口眼一闭，好像昏过去了。于是院子里的几个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出来，拉到最近的公安医院抢救，那一夜，好像全院里的人都没有合眼。楼上的一个大妈一直陪着在医院里看着她脱离危险才回来。这才知道，他们夫妻吵架，两人都在气头上，话赶话地越吵越凶，最后她一把抓过手边的敌敌畏，一扬脖子就喝了下去，那个男人见状还觉得是在吓唬他，竟然转身出去了。多亏楼里邻居们听到这边的动静有变，及时进屋来看，这才没出大事。说起来，这也是大杂院的好处。
第三件，姥姥喝敌敌畏自*。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时姥爷和爸爸先后被批斗和抄家，姥姥觉得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有生路，加上听到邻居那户大资本家的家里有人用剪刀刺喉自尽的消息，更是万念俱灰，于是便把家里的敌敌畏拿出来喝了。好在姥爷及时发现，立即送到医院，最终也无大碍。但这次让妈妈难过极了，以致于好多年过去了，妈妈提及此事还忍不住落泪。
我们隔壁那个婶子喝敌敌畏被抢救过来之后，我听大人们说，多亏了她只喝了敌敌畏，没有再喝水，否则就没救了。这个说法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属实，照理说稀释过之后的毒性应当更小才是，但网上也有人说敌敌畏遇水则毒性更强。
如今，社会公共卫生水平大大提高，普通城市居民家里已经基本上见不到敌敌畏这种剧毒农药了，敌敌畏中毒事件更多地发生在农村地区。至于那时常见的滴滴涕和“666”，如今已经禁止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