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疑古派代表顾吉刚认为大禹是一条虫：

“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当时，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虎视眈眈，“禹为虫”的观点无疑是对中华民族自信心的重大打击，因而引起谴责之声竟一浪高过一浪，既说他亵渎中华民族起源，也“非圣无法”，以至他编写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禁用。1935年，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位坚韧不拔、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民族脊梁大禹形象，同时还塑造了一批躲在文化山上的空谈文人，其代表就是嘴边总挂着“禹是一条虫”观点的“鸟头先生”，鲁迅显然是在映射现实的局势，也是讽刺顾吉刚。

平心而论，顾吉刚（见下图）的诸多观点固然让人读之不快，但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只是从学术角度推测“大禹是一条虫”，而且后来又修正了观点，逐渐放弃了“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观点，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的假说。但可惜的是，世人并不关注顾吉刚的推理过程，以及后来的修正观点，而是将“大禹是一条虫”与顾吉刚捆绑了起来，直至今天。

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已经进一步推翻“大禹是条虫”的观点，但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既然大禹是历史人物，那么为何取名为大禹？

迄今为止，在甲骨文中还没有找到“禹”字，最早的禹字始见于西周金文。

金文中的禹字（图1或图A），头、足、尾分明，象形的意味非常浓厚，让人一见了然，就是某种爬虫之形。随着时代的发展，禹字逐渐线条化，至汉朝时象形意味几乎完全消失，从字形上几乎看不出爬虫之形。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禹，虫也，从厹，象形。”所谓厹（róu），《说文》中解释为“兽足蹂地也。”甲骨文中，虫是蛇形，即虺（huǐ），是一种毒蛇，后为“虫”的简体。

可见，单纯从文字上看，禹就是一条虫。

由于大禹之父鲧，本义为鱼，加上先秦文献中对大禹的认知是先为神、后为人的过程，因此顾吉刚推断出大禹本是一条虫，先秦古人逐渐将它人格化，进而大禹慢慢就成了一个历史名人。

《商颂.长发》记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意思是遥想那洪荒时代洪水茫茫，大禹治水施政于天下四方，这里的大禹是神仙一般的存在，究竟是不是人不好说。直至鲁僖公时，大禹才拥有普通人格，《鲁颂·閟宫》中赞扬大禹辨五谷，懂得根据节令播种各种农作物。史书中的大禹，逐渐从神向人转化。

真理越辩越明，顾吉刚起初有此推断不足为奇，随着诸多学者参与讨论大禹话题，以及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基本可以确定大禹是一个历史人物。

20世纪20年代，根据当时已经出土的文献秦公簋和叔夷钟铭文，王国维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2002年，文物专家偶然在海外发现西周青铜器遂公盨（见上图），距今大约有2900多年，即西周初期铸造，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遂公盨上铸有铭文98字，记载了大禹治水，让万民能够重新定居于平原之德政，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遂公盨部分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

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艺术源于生活，神话源于生活，无论多么夸张的记载，往往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更何况2900多年前周朝灭商之后统治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也没有必要完全虚构一位历史人物。因此，通过各种文献记载可以基本确定，大禹是一位上古时期的历史人物或一群历史人物的代表，而不是一条虫。

然而，纵观中国上古名人，燧人、伏羲、黄帝、帝尧、帝舜、帝喾、伯益等，鲜有以动物为名的，而禹字本义即为虫类生物，那么治水的这位英雄为何会取名为大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