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对于交易类平台，就可以充分借鉴“公益宝贝”的CPS 订阅制捐款模式。比如美团的“美团公益商家计划”、饿了么的“爱心商家”活动，都允许平台上的商家自主选择每笔订单的捐款额并持续参与公益。

3）数字化方面

阿里推出了“链上公益”，能够以区块链技术有效跟踪善款去向和受助人反馈。而腾讯不仅推出了捐前管理机制，比如面向C端的公益透明度提示（又称“冷静器”）和面向公益机构的严格准入门槛，还推出了捐后管理机制，比如需要实地拍摄公益成果并公示的“回响计划”和连接捐款人与项目执行基金会的线上“公益*人大会”等。

这些创新实践都有效改善了传统模式中善款管理的粗放性，提高了民众对公益事业和公益机构的信任度。

4）虚拟化方面

互联网平台的公益基本上都已经从传统的线下现场公益升级成了线上“指尖公益”，对捐款的时间、地点、金额、对象等私密信息都提供了保护，跟公众视线做出了有效隔离，这有助于缓解公益行动中的道德绑架困境，让捐助者在施行善举过程中也能充分感受到善意。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首次把公益分配称为“第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分配，其分配依据是共赢，以效率为导向；第二次分配是政府分配，其分配依据是法律，以兼顾效率和公平为导向；第三次分配就是公益分配，其分配依据是道德，以公平为导向、以自愿为基础。

公益分配作为第三次分配，对补充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体系意义重大，但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慈善捐款总额是代表公益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中国慈善捐款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但对比当年GDP的话占比仅为0.2%、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十分之一。

要推动公益事业的加速发展，就需要加入必要的“催化剂”，而互联网企业在商业手法上的积淀就是很有效的催化剂。在2022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表示，得益于互联网工具的加入，近三年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公益，同时，从2017年到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从25亿元激增到近100亿元，五年间增长四倍。

但必须明白商业手法只是催化剂、是辅助，在运用商业手法的过程中必须秉持公益心态才能保证不错位、不走偏。相信在互联网企业更多的加入公益行列后，能够以己之长不断推动大众化、粘性化、数字化、虚拟化这公益“四化”的升级，以“公益心态、商业手法”让公益事业从富翁走入草根、从造神回归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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