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影放映员，曾经是大家熟悉且风光的工作。这些年，他们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农村放映的露天电影，观众也明显少了。

即便如此，徐九斤依旧爱着这份工作，坚持在浙江海宁许村镇及附近的村里放电影，从1982年至今，一干就是40年，还干出了点新名堂——他习惯“喊”人来看电影。他回忆，以前是挨家挨户喊、村里广播喊，到现在是微信里“喊”。2020年，徐九斤“喊”出一个“首届九斤乡村电影文化节”，去年10月，举办了第二届，被他喊来的有《庐山恋》主演郭凯敏、饰演*的特型演员刘劲、女演员林妙可等。40年，他在坚持什么？

徐九斤演示老式放映机。

黄金时代

农村露天电影，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以前的农村生活单调，“白天扛锄头，晚上靠枕头”，这种单调，很大程度是先被电影改变的。1982年，全国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一个社办电影放映队，农民称赞电影放映队为送宝队。另一组数据显示，1981年全国农村放映电影2200万场，农村电影观众达180亿人次。就在1981年前后，徐九斤来到海宁沈士文化站的沈士电影放映队帮忙，主要负责售票。此前他在当地公社从事宣传工作，主要就是拍拍照片。1982年1月，徐九斤才真正开始当放映员，他对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记忆犹新——当时，他拉着一板车的放映设备，来到沈士公社的报国村，那天放的是《保密局的枪声》。他到的时候，已是人山人海，村里工作人员赶紧来帮忙搬机器。围着一块银幕，有人坐在地上，有人爬到树上，也有人趴在墙上。甚至银幕的背面，站的都是人，他们兴致勃勃地表示，虽然从背面看电影画质不如正面清楚，但很有趣，比如“电影中的人吃饭都是反手，还会反身上自行车”。

整个20世纪80年代，徐九斤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电影放映员很受尊重，到村里放电影都会被留下吃饭。当时联系不像现在方便，没有手机，电话很少，农村青年谈恋爱流行看露天电影，比如两人约好某日看电影见面，不少人心里一早就在倒计时了，还有人会在放电影时相亲。因此，为了不辜负观众，徐九斤和同事们就算碰到下雨、下雪，也会到场给放映机搭个棚坚持放电影，下大雨时，棚都遮不住了，他就要将身子扑在机器上护着。观众也风雨无阻，泥路不好走，就穿上胶鞋、撑着雨伞来看。

徐九斤收藏的老式放映机。

1983年，武打片《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徐九斤回忆，他手上的《少林寺》电影胶卷分为4份，经常一天内要安排在4个村放映，最先在一个村从傍晚开始放，放完就赶紧将第一部分的胶卷送到下一个村，依次放映，等最后一个村拿到最后一部分胶卷放映时，有时候天都快亮了。有时候，由于走路送片跟不上，电影“接不上”了，大家都在原地等着，几乎不会走开。《少林寺》当时每张票2分钱，一场就能卖100多元。朱惠娟1982年3月1日加入许村放映队，与徐九斤是老朋友了。当时，她首先学习使用的是16毫米放映机，她还记得，当时要经常骑车去放农村电影，机器放在自行车后座两侧；若是交通不便，则需要肩挑手扛一整套的放映设备，包括放映机、喇叭、银幕和电影胶卷——徐九斤记得，这些设备加起来足有86.5公斤重。很快，朱惠娟被派往盐官镇学习使用35毫米的放映机。这种半自动放映机器体积较大，适合在许村镇上的影剧院播放。当时的许村镇影剧院，不仅有电影，还有录像、卡拉OK和小舞厅，影剧院售票小窗口外常挤满了人，大家都喊着买票，“坐票”卖完了，还可以卖“站票”，“站票”还可以“两个人拼一张票”，走廊和影院后面经常站满了人。镇上放电影，更让人羡慕，当时每月工资、补贴，总共有30元，至今想起，朱惠娟对此依旧满意。“有文化的人才能干。”高中毕业的朱惠娟，是因学历较高才被调到乡镇文化站工作的。

徐九斤收藏的电影胶卷。

走向市场

到了20世纪90年代，徐九斤发现，镇上的礼堂电影不再吸引人，一场电影有时只有五六个人观看。主要原因是彩电的出现，看电影的人就少了；后来有些人的家里装了空调，更让电影院木质翻板座椅加风扇的组合，少了吸引力。很快，放映队的同事们都“下海”了，徐九斤成了“一个人的电影放映队”，他开始自找门路，自负盈亏。徐九斤主动联系村子、学校，由村集体或个人出钱“请电影”，在他的“热情服务”下，观众稍微多了一些，这让他欣慰了一些。“人家都办厂子，你还放这个？”一度，家人反对他继续放电影。“已经做了10多年了，不舍得放弃。”徐九斤回忆，如果他不放，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可能就再也看不到露天电影了。坚持任何一件事，都是要吃苦的。1995年，他被迫走向市场，个人贷款4000元，到浙江电影机械厂买了新款的“泛星”牌放映机；1997年的一个冬日，温度在冰点以下，徐九斤骑摩托车去桐乡高桥镇的骑塘中心小学放电影，不慎滑倒在了结冰的路面上，摔倒后一个人连机器都拿不起来，后来在路人的帮助下，他才将机器放好，继续出发。如今想来，他依旧觉得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