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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国庆真让人又爱又怕，爱的是有个不用加班的小长假。怕的是，长假一多，婚礼也多.......

八百年不曾联系的同学突然加你微信，你满怀着一颗期待重逢的心点了“通过验证”，没想到第一句话就是：“老同学，我要结婚了！”

收拾好行李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想到挡不住说来就来的份子钱，只能说，份子钱是会呼吸的痛。日常生活中，份子钱是中国一种传统的习俗和礼仪，就是在别人结婚、生孩子、乔迁或者家里有人去世等重大事件上，送去礼金和礼品，以表示祝贺或慰问。因为结婚发出的请帖是红色的，并且给出的数额往往不小，不少地方都是500元起跳，上不封顶，于是年轻人形象地将其形容为“红色炸弹”。

每到各大节前后，关于份子钱的话题就会引起年轻人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关系不亲密的同学同事一到结婚时就突然联系你，更是激起年轻人的吐槽*。事实上，如今份子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可为何没有人去改变这一传统？珠三角地区的份子钱一直是中国的一股清流，有什么可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份子钱变迁史

份子钱是怎么来的？份子钱流行于中国明代中叶，它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一方面，农耕时代社会生产力落后，在婚姻、做寿、死丧、疾病等大事上，一人之力或者一家之力常常无力承担，这个时候份子钱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筹”，亲朋好友每个人帮忙出一点，事情办起来就容易多了。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是乡土社会，村民共同生活并形成一个共同体，大家互帮互助，送出的份子钱也总是会收回来的。

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凑份子就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到了清朝，送份子钱更是上流社会办婚礼必不可少的项目，并开始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老舍小说《正红旗下》写道：“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书中母亲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如果一个月里发生几件红白事，家里财政就要赤字。可也不能为了减少赤字而不送礼，否则就没脸活下去了。

但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结婚的许多礼仪都被取消了，份子钱也没有了。民俗专家高巍指出，那个时候新人结婚时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即可，新郎一般借辆自行车，戴着大红花接走新娘。两人共同置办一些家具，单位同事来家祝贺一下，也没有份子钱，亲友间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礼。

到了1980年代，结婚又开始送礼物了，主要是被子、脸盆、毛毯等日常用品，份子钱很少。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改善，这个时候份子钱便又流行起来了，送份子钱显得更为大方体面，份子钱的数额也不断攀升。

份子钱成为“人情债”

很显然，到了今天，份子钱的“众筹”功能已经微乎其微了，它更主要维系的是从传统乡土社会延续而来的人情作用，以及一种面子功能。渐渐地，不少人便感觉到份子钱在成为一种负担。

一方面是，份子钱的数额不断攀升。在城市地区，普通的同事或朋友结婚，份子钱普遍是500元，如果是亲密的朋友则是1000元。数据显示，2023全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为3.92万元，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一个月参加四五个婚礼，这个月的可以支配的收入就大大减少了。

而在一些边远地区，有人为了收回发出去的份子钱或者利益份子钱获益，设立了名目繁多的酒宴，摆完了“生日酒”摆“升学酒”，摆完了“升学酒”，又开始摆“乔迁酒”。新华社曾经报道，重庆三峡库区的某些农村，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份子钱。份子钱已成为巨大的人情债和经济负担。

这其中是有攀比的心理在起作用的。一些人热衷于炫示财富，热衷于排场和攀比。份子钱你给50元我就给100元，你给1000元我就给2000元，就这样慢慢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乡土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许多观念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如果说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人情和关系；那么城市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个体的隐私、权利、自由、选择等得到凸显。这反映在人际关系上，是年轻人对于份子钱背后的人际绑架和裹挟的不满，尤其当某些并不熟识的同事同学也发来请柬时，他们不想随。

但矛盾的地方在于，中国关系型社会的底色并未根本改变，很多人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改变这一风气，最终碍于面子和人情，不得不随。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怨言，倾吐不满。

广东何以成清流

但也有例外。广东地区份子钱的随法，一直是一股清流。

不久前，一个来自广东地区的网友毕业后在宁波工作，在同事的婚礼上，他随了100块的份子钱。结果，婚宴上菜时傻眼了，清蒸螃蟹、生象拔蚌片、龙虾、水煮虾……临走时还每人送一大盒点心。该网友将经历PO在网络上，除了广东地区的网友表示理解外，绝大多数网友都惊诧不已。

广东地区的网友留言：

“广州人，就就就就100呀……咋了。”

“广东佛山，主人家只讨张红纸不要钱。”

“广东江门，包100还80。”

“顺德这边，基本折个角还给你。”

其他地区网友留言：

“100元份子钱，那是10年前吧。”

“100块我都不好意思写名字。”

“XX的份子钱一般3000起步。”

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这有区域和历史的原因。古时候，包括广东在内的岭南地区被视为蛮荒之地。那时的岭南在文人墨客笔下都是充满神秘、蛮荒色彩的，许多描述都带有悲惋情绪，什么瘴气、蛊毒、卑湿、毒虫、溽热、不开化，古代官员一旦被贬到岭南，诗歌里的哀愁情绪就浓得化不开。

因为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隔千里，遥远的路途和崎岖的地形使当时的岭南地区相对闭塞、信息滞后，中原地区的随礼习气没有传播进来，岭南地区的份子钱注重的是延续传统文化内涵。即便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不少城市的经济发展迎来了飞跃，但这些新兴城市主要也是移民城市，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入乡随俗，份子钱也量力而行。

直到今日，在岭南地区，“红包”仍被称作“利是”或“利事”，即好运连连、诸事皆宜的意思。包红包在岭南被称为“派利是”“封利是”，但派利是往往也只是为了一个好兆头，一个“利是”常常就是几块钱，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古时“压岁钱”以红绳穿几枚铜钱的习俗，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另一方面则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风气。如今份子钱给多少以及怎么给，乃至包括婚礼怎么办、聘金怎么给，往往也是一个地区社会风气和文明程度的反映。百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明开化程度也高，重实干、轻客套，移风易俗的阻力也更小一些。不仅是广东，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少年轻人的婚礼形式在简化，但郑重意味不减，份子钱的形式也改为送一些贴心、知心的小礼物，使之回归情谊的本分。

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份子钱的形式并没有什么错，它以真挚情感为基础，可以传递祝福，增进人们的感情交流；尤其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它还有实际的作用。该取消的不是份子钱，而是份子钱背后的攀比和人情绑架倾向。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文明程度也需要同等提升。培养文明意识周期长、见效慢，很难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份子钱其实就是这一问题的缩影。但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股清流会成为一种新风尚。

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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