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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发现山西焦煤集团斜沟煤矿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取消了环评要求建设的煤矸石砖厂等综合利用建设内容，将产生的所有煤矸石一埋了之”；山西小回沟煤业有限公司小回沟矿井3.0Mt/a新建工程变更项目“未按照环评要求建成矸石井下充填系统，擅自将洗选矸石承包给山西鑫泰建筑有限公司处理”；山西省2019年对南白石河挂牌督办时明确要求，彻底清理清徐县精细化工循环产业园等区域煤矸石、粉煤灰，“但督察发现，周边掩埋的工业固废未彻底清理”……在生态环境部近期通报的多起违规案例中，煤矸石处置问题集中突出，值得重视。

作为采煤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弃物，煤矸石也是我国存放量最大的固废品种之一。统计显示，其存量累计超过70亿吨，且每年以3亿-3.5亿吨的体量持续增加。传统堆存处置方式，不仅占用土地，还易造成土壤、水体、大气等多重污染。如何吸取教训、妥善解决？

造成地下水污染最高超标80%

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煤矸石，这是长期困扰煤矿环保的老问题。据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张绍强介绍，其数量约占原煤产量的15%-20%，在部分中小型煤矿，该比例超过30%。“按照2020年煤炭生产和洗选加工总量测算，一年产生的煤矸石总量就超过7亿吨。全国尚有4700多处煤矿，必然伴随着相应数量的矸石产生点和排放点，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的印象中，由于大量堆存处置，部分煤炭产区的煤矸石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有些煤矿附近常见白天冒白烟、晚上有火光的山包，正是由煤矸石自燃导致。一座矸石山自燃可长达十余年乃至几十年，大约1/3的矸石山均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自燃现象，对空气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长期简单堆存，还会破坏矿区地貌、植被，污染周边土壤、水体，堆积过高、坡度过大，易造成坍塌、滑坡等灾害。”

部分矿井非但未做到妥善处置，甚至屡屡违规。以情况突出的山西焦煤集团斜沟煤矿为例，记者了解到，自2014年以来，该矿累计产煤超1亿吨，对应煤矸石产量2000多万吨。然而，大量煤矸石被倾倒在黄土沟壑中，排矸场周围山体和矸石堆裸露，黄土扑面，扬尘污染严重。相关检测结果显示，煤矸石淋溶产生的氟化物浓度最高超过地下水Ⅲ类标准80%，斜沟煤矿从来没有开展过排矸场周围地下水水质监测，给地表水和地下水带来污染隐患。

在无环评手续的情况下，斜沟煤矿还非法建成一处占地面积近40公顷的排矸场，面积是环评批复排矸场3倍以上。上千万吨矸石倾倒在排矸场，再用削山平坡取来的黄土覆盖在上面，不但大幅改变原有地形地貌，更是破坏地表植被，加剧水土流失。

煤矸石综合利用工作基本停滞

除了安全环保处置，现行政策进一步提出煤矸石资源化利用的要求。3月中旬，由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持续提高煤矸石和粉煤灰综合利用水平，推进煤矸石和粉煤灰在工程建设、塌陷区治理、矿井充填以及盐碱地、沙漠化土地生态修复等领域的利用”。但据记者了解，实践难度着实不小。

“督察发现的情况不是个例，尤其在中西部、西南及东北地区，煤矸石违规排放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目前只有华东地区做得稍好。”张绍强坦言，其中既有矿区环保意识不足、责任心不强等因素，也反映出煤矸石处置难的共性问题。

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教授黄艳利也称，以煤矸石为代表的煤基固废合理处置及资源化问题，已成为影响矿区环境的制约因素之一。“以新疆为例，煤矸石主要集中在准噶尔和吐哈两个煤田，年产量分别达到1177.5万吨、832.5万吨，实际处置量与利用量远小于产出量。面对多种方式、复杂工艺，如何确定适宜新疆煤矸石特征的资源化利用方法？根据新疆特殊的地质资源环境，如何实现矸石处置与水资源保护协同发展？单一处置方法难以形成规模化经济效益，如何建立资源化利用的产业链布局？这些都是现实难题。”

另据多位煤企人士向记者表示，利用煤矸石进行煤矿井下充填，被视为最彻底的处置方式，但动辄需要100元/吨，充填成本让人却步。“中小型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煤矸石砖厂等方式，先后产生过一定效果。近10年，随着环保标准提高、市场竞争加剧、支持政策收紧，原有综合利用企业大多关停退出，整个煤矸石综合利用工作基本停滞。井下充填虽然有效，成本却难以承受，大多数煤矿开展意愿不强。”张绍强证实。

仅靠环保政策高压，不能根本解决处置难题

“随着煤炭产能进一步集中，原煤洗选比例提高，现有资源化利用处理能力极其有限，煤矸石堆存利用问题将更加突出。”张绍强呼吁，重视煤矸石的科学处置。

张绍强称，在煤矸石组分中，接近一半是难以利用的砂岩、石灰岩，只能进行堆存或充填，剩余属于页岩类的矸石才可能具备资源化利用价值。“后者主要用于生产利废建材等，但是生产成本高、基建投资大。而且多数煤矿远离消费中心，即便做出建材产品，还要解决运输成本、市场消纳问题，经济效益很差。华东地区利用情况相对较好，主要占据区位优势，加上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对建材需求旺盛。因此，必须客观对待煤矸石综合利用途径，既需严格要求，也不可夸大作用。”

周宏春认为，在煤矿项目新建、改扩建之初，首先从源头把关、科学论证，要求企业配套煤矸石综合利用生产线，加大对煤矸石利用技术的开发力度。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煤矸石处理和综合利用体系，加大环保、税收综合执法力度，完善以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法律制度，倒逼企业提高煤矸石综合利用率。“以市场为导向，扩展煤矸石在新型建筑材料、新型化工产品等领域的应用，加大治理和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力度，提高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我不建议逼迫煤矿把选煤厂搬到井下，或者把费力分选出来的洗泥、煤泥再掺混在动力煤中流向社会。仅靠环保政策高压，并不能从根本解决处置难题。”张绍强提出，“井下充填”是目前最可靠、最彻底、监管成本最低的处置方式，核心问题在于成本问题，“井下充填技术、工艺、装备已经成熟，若能由政策解决一点、煤矿消化一点、用户承担一点，高昂成本即可分摊。对此，建议国家按照原煤产量征收煤矸石治理基金，对开展井下充填的矿井予以返还和补贴，保证公平负担，调动矿井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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