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城市，每日从地铁到大楼，高温天里站在日头下只觉得热，但对季节的变化隔膜。有一天，在上钢新村的绿化带边，我听见虫声。蟋蟀叫，意味着秋临，即便气温还是居高不下。但事实上，地球绕太阳的这一圈公转，已行程过半。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季节，昏黄路灯下，总围着一圈斗蟋蟀的男人。在扑腾的扇子和缭绕的香烟、在腿与热气和汗味的围绕中，在光线聚焦的中心，方寸大小的“斗兽场”上，两只小虫摆阵对垒。男人们纷纷押宝喝彩，赢者欢呼，输者垂头丧气，不服者当街对骂。

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就几乎没在上海街头再见过此景。及至上学时，老师教蒲松龄《促织》，更觉得这把戏值得批判。要等到上了大学，念了王世襄的《秋虫六忆》，学会换个角度看待玩虫的风雅怡情和对自然的亲近，已是很后来的事了。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婆一家从市中心搬去浦东。自此逢年过节，我们去看她，变得耗时费力。我记得总是清晨吃过早饭就出门，先坐公交到打浦桥，然后再排队挤“隧道一线”到浦东，下车后还要步行很久才到上钢新村。单程要近两个小时。彼时浦东还未进入开发开放高潮，宽阔荒地一望无际，孤零零竖着的几根电线杆下杂草过人高。父母久坐下车，都想松快松快，便放开我的手，我就跑去那些草丛里捉蝈蜢。

上海人叫蝈蜢，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尖头蚱蜢。只有半截拇指长度的翠绿色小虫，因为弹跳不似蟋蟀迅速，所以特别容易被捉到，也因为容易获得，所以我最喜欢它。

我们这个年纪都是独生子女，只有到外婆家才会遇到表兄弟姐妹。同龄孩子见面，自然是兴奋地一起到楼下绿化带玩。我们也玩虫。但不是父辈那种斗法，只是让它们爬过我们用石头堆砌的隧道，或者让它们和我们一起爬高。新村里有两个装饰雕塑，每次去我都要攀爬，每次爬，都会钩破为做客而特意穿的新袜。上小学前最后一次去外婆家玩，新村门口正好有卖氢气球的小贩。母亲为我们几个孩子一人买了一个，我和表姐把一只蝈蜢拴在气球上，想让它飞到空中。但它在飞起来的过程中触碰到我的手，死命抓住。最后我解开绳子，把这只小虫放回草丛，让它回家。

等到傍晚晚饭过后，重新坐车回浦西。当车辆穿过长长的昏暗的隧道时，我感到怅然若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我不自觉抠着袜子上被雕塑钩破的洞，歪在母亲肩膀上，终于也睡着了。时光在这隧道里拉长也变短，等公交车慢慢开出隧道，光线重新亮起来时，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不久前我为着工作去拜访一位老演员，才发现他就住在上钢新村。此时距离外婆过世已有多年。我已很久没再去过这个区域。如今地铁四通八达，出站后高楼林立，沿着整洁的道路走过来时，哪里还有杂草？

但我还是特意绕去儿时玩耍过的绿化带看了看，那两个装饰雕塑居然还在，但矮小得惊人。我印象里它们得有三层楼这么高。但事实上只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高。我走过去拍了拍雕塑的高处，如拍了拍一个旧日老友的肩膀。难以想象，我攀在它上面远眺时，曾有过多少快乐。而此刻周围虫鸣四起，大约是蟋蟀，但并没有人捉。

大城市里，昔日斗蟋蟀的那代男人已退休多年。他们的儿孙是伴着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对秋虫或雅或俗的凝视，注定后继无人。

过去因为像蚱蜢，所以有的地方用类似音命名小舟。李清照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愁是对时光流逝的感知。光阴一味向前飞奔，街道与房子还在，但里头熟悉的人与物俱老，只有虫鸣此起彼伏，古往今来，人们都是和这些小东西相伴着存在。这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在平行空间里，气球带着那只蚱蜢袅袅腾空，在城市顶层的云端，它露出小小的纤细的尖头，俯瞰下面来来往往的生活。（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