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仲永》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神童出生在贫寒人家，突然会作诗，神童的父亲不把他送到学校，反而让神童去卖诗赚钱。

这个故事无论放在哪个朝代，其实都是没问题的：贫穷的孩子有一门才艺，父亲通过辅助孩子，来放大他的才艺，让其才艺可以获得真实的报酬。

然而在王安石这边，似乎很责备这位父亲，认为他不让孩子上学，所以孩子的才艺没有得到延续。金钱，玷污了孩子的才艺，毁了孩子的前途。而教育——王安石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让孩子成为一代贤豪：“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来回顾一下这篇初中的课文，小故事 总结结构，典型的“劝学”文。

王安石先说方仲永的天才之处：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再说方仲永其父引导卖诗赚钱：

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再是和方仲永的见面和重逢：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最后总结大道理，注意，这是22岁的王安石说的话：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这篇小文章中，隐藏着三个中国古代文人永远的痛。

王安石通过科举进士第四名（1043年，22岁），春风得意马蹄疾，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功绩有科举制的功劳。然而，也正是科举——古代的教育体系，让中国的文人变得“高清”，而不是接地气。此乃中国古代文人的第一个痛。

接地气，就是名正言顺的说出“我爱钱”，追求个人才能的变现。做官，本也是求得一份口粮。为了做官，需要苦读十来年，再层层考试，最终上任之后，工资还低。

相对的，如果像仲永那样，有才华就直接变现，不需要通过科举，而把自己的诗艺，换成能补贴家用的金钱，有何不可？

但是古代的文人不知为何，总是觉得不多学点知识，多背几篇课文，将来就容易被人看不起、赚不到钱、不能出人头地。这种想法，在贫寒子弟这里觉得可笑，但王安石却觉得天经地义：你不上学，将来你也会变成没有用的人。

写《伤仲永》来劝学的王安石，其本人是怎么起家的？

来看看王荆公自己的家世吧：其父王益，临江军判官，做过很多县的长官。其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这可是官门世家啊。难怪王安石年少时就能结交京城的名士。

也可以想象，王安石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来没有体验过底层人民的艰苦，所以在其提出改革之时，也是各种天马行空。

没有调查，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合理的逻辑推导，一个为中央敛财的改革，能救大宋吗？当然不能，农民的筹资方式和耕种收获，王安石都只是“视察”得来，没有亲自下过田，何谈解民生之苦。

再说回仲永。仲永的故事，首先也只是王安石道听途说（仲永是王安石舅舅那边的人），小时候没有亲自接触过，只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素材，自己稍微加工一下。

仲永十二岁时，王安石曾见过仲永一面，王安石令其作诗，仲永写得很差，王安石非常失望。到王安石22岁科考成绩出来后，再次听闻仲永，后者已经是只知泥土味不识墨香的农民。似乎能听到王安石在神气的说：谁叫你不好好读书。

少年是神童，长大变成普通人，是没有上学的原因吗？非也。这就引出中国古代文人的第二个痛：有钱人不资助文人，任其才华白白浪费。

仲永年幼时已成为天才，而此时，王安石也已听说了仲永的事情。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和仲永年龄差不多（明道中年，即1032年，两人见过面，这年仲永12岁，王安石也是12岁左右），但王安石家境较为宽裕，仲永家庭比较贫穷，王安石可以不依靠外界的钱财而能获得很好的生活，有钱读书买课本，到处游历长知识，仲永有才华却不能得到附近有钱人的资助，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古代其实有私人资助文人的传统，那是在科举制之前，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都有世家大族培养幕僚，招募各种文人。等到有了科举制，门阀世家也消失了，私人资助文人的传统也没了。科举制后，文人可以通过考试自己找到出路，又何必白费心思送他人钱财书籍呢？

文人越来越依附考试，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打转，内卷，出不去。在科举制之前，有才的文人，其抱负从未落空，总是顺着自己的心走，骨气者或如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灵活者或如子贡又做官又经商。那么在科举制之前，那些比较贫穷的文人，如何成长为文豪呢？

不好意思，科举制之前——如果不是读书这块料——大多数年轻人名字都不会写就加入军队了，因为当时的诸侯和世族都需要大量的军人，参军是荣誉，也是谋生。

那个时候的军人，是大地主养的，一般要么是有工资，要么可以抵赋税。打完仗之后，也会给幸存的士兵分钱财、加爵位，或放任士兵抢劫。打仗为国牺牲了，也有抚恤金。

唐以后，中央集权制增强了，没有封王养兵，朝廷也不用那么多常备军，年轻人要么从事农业，要么去经商。商人群体很少，因为重要的商业大多数是国营。

年轻男性大部分人沦为王安石笔下的“隶耕”。这些年轻人，可以一边务农一边备考，白天干农活，晚上读书。反正是耕田，有时间就考考试，运气好混个秀才进士，岂不美哉？想做官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科举系统发挥稳定。

王安石以儿时的听闻为素材，撰写《伤仲永》，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科举大军，也就是考公务员。但如我们所见，后世那些通过科举制度成功做官的文人，写的东西越来越差，是才情不如唐以前的人吗？非也，仅仅只是科举制度对人的定格过于死板，失去自由思考的活力。还有谁能再次写出屈子和太白那样的浪漫诗篇呢？

这地方能写出好作品吗？

到了明清时，文人的想象力已经不在诗才上了，而是写小说。诗才无用，不如写写神鬼故事，写写艳情小说聊以自娱。

科举制要求每个人都会写对策，在前人知识的条框里面找素材，不能自由发挥。古人考试又没有“客观题”ABCD，只有主观发挥，这就要求学子们好话说尽，不得有半点马虎，字字斟酌。

如果方仲永学这个，天天背诵四书五经，还不如在家干农活呢，何必时刻提心吊胆写错字。方仲永老爸很识趣，知道自己的家庭不能支撑孩子上学，孩子早点给家里挣钱，或许还有机会让家里富裕起来。考进士，万里挑一的几率，卖诗赚钱，百分百的几率，为何不选择更为便捷、成本更低的谋生方式呢？

在王安石《伤仲永》中，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读书至上”论。他认为，“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年少天才但没有教育的引导，就会降格为普通人，那一个普通人如果不受引导，那就更加废柴了。

此结论，一没有揭示接受教育可以提升道德，二没有揭示教育能为谋生做准备。

所以说，这是一篇很失败的“劝学”文。

（文：轻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