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在孔子去世的前三百年中，没人将其称“神”尊“圣”。他的理论体系甚至差点被秦始皇直接拍死，但汉武帝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汉武帝文治武功其实都不差。武功之盛近乎绝无仅有，而文治则主要体现在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上。作为帝王，这绝非个人好恶，目的非常明确：强化他的君主专制。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古时人治大于法制，诸子百家产生了很多道理，你举着法家，我举着老庄，大家争论不休。老百姓也不知谁说得更有道理。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让普通百姓按一个道理规范行为，在当时是有价值的。所以汉武帝才会采纳这个建议：只要是与孔子学说不相符合的其他诸子百家，一律禁止传播。所有人想读书做官，就一个标准——精通儒家经典。甚至很多时候，举着儒家的大旗，甚至可以超越律法之上。

《资治通鉴》中有个故事：汉昭帝时候有人长得很像废太子刘据。还跑到长安城，当时的官员们都搞不清他的真假。只有京兆尹隽不疑看也不看，直接就把他抓了起来。理由不是他是否触犯律法，而是根据《春秋》的精神：如果他真的是刘据，那么武帝已经处死他了，所以他该死；如果他不是刘据，他就犯了欺君罔上的罪，罪过更大。反正该死，那就抓吧。

武帝之后，儒家从思想理论到礼仪举止都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中。不但帝王的各种尊号、谥号都是儒家的影子，就连普通百姓的婚丧嫁娶，也要找个儒生来问问：这该怎么办？于是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权威——孔子，自然就高高立于云端之上了。

而封建帝王为了体现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也热衷于力捧孔子。如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后的帝王在此基础上更是不断加封，如“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现在看来，古代帝王追封孔子，实在是惠而不费的聪明之举。既告知天下人我的标准、要求，自己又实在不损失什么。

不过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例外，也许他是苦出身，自小羡慕读书人，他是真心觉得儒家思想对治国有益。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他宫殿的墙上与众不同。不是各种绘画装饰，而是请大学士们书写儒家经典段落。这样一抬头就能看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句子，即便于思考，又可随时警示。

还一位康熙。若不做皇帝，必是一代学问大家。各类经史子集、野闻轶传，到古今中外、西洋算学，几乎无所不学。但到最后，落在地下告诫后人的仍是儒学：“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清圣祖实录》，“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日讲四书解义序》。

问题是康熙与朱元璋还不同，朱元璋佩服的是真孔子的言论，而康熙大帝告诫后世之君需要谨守的，却是两宋以来的程朱理学、道学。

但普通百姓并不了解这些，只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帝王高举孔子的大旗，不断为孔子的神座添砖加瓦。于是只好也必须跟着一起顶礼膜拜。但封建王朝终于还是覆灭了，没了支撑的神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轰然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