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陈鼓应本是不同领域的文化名人，但因余秋雨先生“积三十年之功”完成了《老子通释》，加之他在文化领域的名气，使自己跟陈鼓应先生在老子研究方面有了某些方面的可比性，因此常常有人把二人在《道德经》方面的研究成果拿来比较或作为佐证。

其实这两位文化大家，各有专长领域，但是要比较在老子研究方面的成就，二人还真的没有可比性，仅就他们的《老子注》而言，以前对余秋雨先生的《老子通释》做过评价，总起来说，他的《老子通释》属于儒释道大“融合”，老子思想在他的“通释”里被严重稀释变味了。

而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行销半个世纪，成为研习老子思想的“经典”读本。

之所以把“经典”二字引起来，是因为在“传统文化”领域，陈先生对《道德经》的解读堪称经典，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就是“酱缸文化”——不把儒释道浸泡在一起相互熏染，似乎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不说余先生，光说陈先生；不是大而化之地说，而是以具体案例来说，看看陈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的“传统文化”特色。

这个问题涉及学术争议，也不太受人关注，我们只需简单梳理一下历代研究解读《道德经》大致情况即可。

这个问题必定涉及到《道德经》的版本，以及历来注解《道德经》的作者其学术倾向问题。

目前最为流行的是三国曹魏时期的王弼本，在王本之前是西汉初期的方仙道家河上公本，王弼之后，河上公本曾经长时期的失传过。但这两个版本的文本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河上公偏重于养生，王弼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的。

尽管从魏晋以来1700余年，老子注之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影响力能超过王弼的，恐怕还没有。魏晋时期是玄学大兴之际，魏晋之后，除了儒家，佛家也加入到“玄学”的讨论中并后来居上，成为玄学的主力，以至于南北朝之后“儒门淡泊”。

需要说明的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思潮是儒家率先刮起来的，汉武帝时期设立的“五经博士”们，到了东汉时期，已经名存实亡，仅仅充当着汉王朝施行礼乐教化的摆设。因此，与其说“玄学”是所谓的“新道家”，倒不如说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更为恰当。

儒士们试图从繁琐的经学中解脱出来，到了东汉末，逐渐形成了以“祖述老庄”而立论，以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为宗旨的哲学思潮。以王弼为例，他想以“易道”会通孔老之学，把伦理纲常上升为自然之道，最终以“玄学”思想，嫁接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