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先生操持这种选政多年，是有点名气的八股时文选家。这位名师古道热肠，他看到匡超人“乖觉”而且有礼，流落杭州，因无钱回家奉养年迈双亲而伤心落泪；况且衣食无着之际还手持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在念。马二心生怜恤，就把他带回寓所，百般关爱。马先生着意要给这个可教的后生指点一条出路。于是循循善诱，循其孝心，把孝养引导到显亲扬名的大孝上，他说：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
匡超人捧着马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一个贫寒的乡村青年，想通过读书上进，改变命运“出头”，从理论上说这是无可非议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也有过众多成功的先例，是应当受鼓励的。当地知县李本瑛得悉他勤勉夜读，就着实奖掖他。但马二的举业诱导有个致命的毛病：读书做官论。他用宋真宗的“劝学”诗来诱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势利心膨胀，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
有鉴于此，匡超人的父亲，以老农夫的见识，临终郑重叮嘱儿子：
“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这一条是父亲叮嘱的路，另一条是马二指引的路，这两条是截然不同的路，他何去何从？匡超人也不是一下子就选定的，像他父亲所预言，他是经历了“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而—步步蜕变的。
如果把匡超人的沉沦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现实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实际。他回乡后还是遵马老师之教把逐功名与行大孝相统一，而且如前所述，“孝养”“孝敬”（包括“色养”）种种孝行都优秀。
他第二次来到文化名城杭州，遇到第二类导师景兰江等斗方名士热心带挈他进入“杭城名坛”见习，经过“旗亭论辩”——进士、名士孰优辩，他“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并不像马二说的，“除了这事（指刻苦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原来还有通过写诗而得的“异路功名”。凭着乖巧他学得很顺手，虽然原来没写过诗，拿本《诗法入门》看了看，写出来的也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展开他脚下的牟取功名富贵之路也不是难于上青天。花花世界令他大开眼界，牟取功名富贵之心更加跃跃欲试，他饥不择食，不加选择，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干。
当时的杭州已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沉浸在“流行文化”浊流中，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渐渐开始失去方向，失去定力，道德防线最先失守。他谋生于书坊，为市场提供举业文化商品，除了举业本身无价值外，这原不一定会使人变坏，马二的品德就不亏，但他却不像马二那样笃诚，他学会的是以牟利为目的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快让他迷失方向，书坊为他铺设了一条牟取钱财之路，加上斗方名士教他的“异路功名”，他也可以巴望功名富贵了。
他的第三任导师是在布政司衙门当衙吏的潘三。《儒林外史》写人，大多都不是说坏就一坏到底。潘三固是黑恶势力，但对匡超人这个进城青年却是慷慨提挈。在他看来，匡超人相与的那些斗方名士只是“呆瘟”，他教唆这个知识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匡超人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继道德防线失守之后，法律底线也失守了。比如，充当潘三的帮凶,作奸犯科，一应作案来者不拒……潘三分给他钱，帮他典房、帮他娶抚院衙门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不久生女，有妻有女有房，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异化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闲草堂评）。吊诡的是，正是他“丧其天良”之时，他被“题了优行，贡入太学”！
按当时的体制，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秀才具备成绩好或资历深等条件，可以通过推荐以“出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并能够获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这样的士人称为“贡生”，根据出贡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好多种，匡超人的“题了优行”是指优贡，标准是“品学兼优”，这名额极少，省级的学政三年任期已满才能经考选，一省推选几个人。
匡超人的堕落与“优行”竟是同时到来，这无异于说明当时的考选制度乃至社会体制黑白不分。他顺着这个攫取功名富贵的浊流凫泳（不是像王冕那样抗逆浊流），滔滔的浊流把他推涌成“当代英雄”。
败德必失人
匡超人迅速飙升，混到京城，进入官场，来到一个更高的名利场。
他嫌岳父的身份太低，于是谎称并未娶妻。李给谏派管家探询，拟招他为外甥女婿，他乍听“吓了一跳……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但凭着他的乖巧他悟到，要钻入官场必须投权门做靠山，这送上门的机会哪能放过？他立即“又一转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其实，从最早流行于匡超人家乡温州一带的戏文《赵贞女》《蔡伯喈琵琶记》起，在民间戏文和说唱里蔡伯喈就是“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或遭“雷轰”，原是挨千古骂名的。匡超人明知自己也“弃亲背妇”必遭唾骂，居然横下一条心，颠倒黑白强辩之为“佳话”，这是昧着良心找歪理给自己开脱！于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当上给事中的甥女婿。他在京城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得意忘形；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
人异化成“非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既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令人发笑。匡超人一反农村青年原本淳良的天性，仅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在众人面前叛卖恩师马二先生。马二曾指点他“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现在他反讥马二老师“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真该请教匡先生，不知何时外国也行八股举业了？——他唾沫四溅、得意忘形地吹嘘：中原五省读书人家家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又有牛布衣当场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称先儒神位！他还死撑面子耍赖狡辩：“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不和他辩”者，不是辩不过他，而是辩也无益，他已不是无知而是无耻！凡人该有羞耻之心，一旦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良知泯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耻无赖，适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真该相信“知子莫若父”，匡超人老父亲的担忧一一成了现实。经过浊流文化的阵阵冲刷，农村青年所秉承的传统美德的底色，已被冲洗殆尽，“德行”“孝悌”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势利见识”，这种诱惑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机制体制布下的天罗地网！作者精心设计让匡超人历经种种浊流文化的熏染，让人看看会染出什么结果，并且以匡太公的临终遗言点明立意。
古人谓“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桓宽《盐铁论·孝养》）我们是从低讲到高，次序与桓宽相反，前面已讲了匡超人在乡时的孝养（“养体”）孝敬（“养色”），现在看“养志”如何？养志也可叫孝志，指努力实现父母的善良合理的志向、愿望。匡父的愿望已如前引的临终遗言所述，匡超人都反其道而行之，而父亲所谆谆告诫的，匡超人反都一一实践了。此时的匡超人不仅不会再回乡为上人养体、养色，而且与养志正相反，老父亲要他做好人之“志”，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从传统孝道角度来说，他也已是彻头彻尾的不孝！
王冕的母亲也有临终遗言，与匡父的异曲同工：“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当然，不能一概否定“做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是好的。作者写的是一个农村老妇人朴素的直觉，她是针对当时所见而言；而且，她是简单地把“做官”和“做好人”分列在对立的两极，一旦中了“读书做官论”的毒，一心追逐功名富贵，就会如匡父所说，“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人品蜕变了。王冕遵母嘱，葆住高洁的品性，成就嵚崎磊落之人，与匡超人相对照，贤愚悬隔不啻天壤。
匡超人的母亲初见儿子回家时絮絮叨叨地诉说：“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这一年多，我的肉身时刻不安！……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一个庄农人家，那有官做？’傍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
《儒林外史》写梦多深含寓意，有的是隐喻。匡母的梦有多层含意，从有形的形迹来说，你儿子“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这就是民间戏文里说的蔡伯喈式的“弃亲”，匡超人也是，几次有机会回乡省亲，都压根儿没有探亲的念头，只顾功名富贵，不顾报恩亲情。从无形的精神来说，“这官不是你儿子”，灵魂已经全非了，往日“在孝弟上用心”的儿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又哭起来”，不仅哭儿子的“肉身”回不来，而且哭儿子的灵魂永远丢失了！这就是匡超人形象以灵魂为代价留下来的教训：败德必失人！
匡超人看似步步成功的“当代英雄”，是喜剧性的；实质上如开头所说，是“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者”，是悲剧性的。这个形象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相融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