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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都有极强的“长城”情结。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以浑圆激越的旋律、泣血椎心的倾诉，诠释着包括“长城”在内，那几处地理文化“图腾”在国民心中的分量。
不管是阔别多年的游子，哪怕是离群索居的隐士，蜿蜒龙舞的长城，作为与故土和乡音最坚韧的维系，像徽章一样，别在民众坚挺的胸襟前。
长城在历代帝王的心中却有所不同，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务实。中国文化脱胎于农耕社会，深耕于集权环境。帝王向来以文化治国，而非受文化所治。
特别是伟大的帝王，必然会超脱于文化之上，否则，自己被文化玩得昏昏然，自然干不出叱咤风云的大事来。
长城在修筑的历史幼年期，即被君王们赋予了“戍边报险”的功用。
“狼烟”和“烽火”，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灼灼诗华一样，是可以用来代言长城的。说明一下，“狼烟”不是用狼粪烧的，恰恰是用来预警以“狼”为图腾的匈奴、突厥、吐蕃等游牧部落偷袭中原的。
不论是燕长城、秦长城，还是汉长城、明长城，都是用那雄浑天成的一抺巍峨，勾勒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犬牙交错的“楚河汉界”。
至今，在太空中，长城作为地球上唯一可辨识的建筑物，摄留在美国航天局的档案之中。以此来证明中国帝王和民众，所共同创造的历史性伟大！（2010年2月17日，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向奥巴马总统报告，可以用肉眼看见令人赞叹的奇迹——长城。古代中国人，厉害！）
而这种伟大，恰恰影射出中原政权很早就遭到了来自北面、西面游牧部落的压力，也反映了历代帝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现状。除了套交情似的与“戎狄”行和亲之举外，雄关万里的长城，毫无悬念地成了帝王们唯一能安身立命、从容治国的军事凭倚。
自西周起，为防御游牧民族“猃狁”，便修筑蜿蜒曲折的“列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善加沿用，秦、赵、燕还修建了“拒胡长城”。
面对着游牧民族令人厌烦、随时随地地偷袭，长城的拒止和稳定战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帝国只需将军队布置在长城沿线，就足以与游移不定的游牧民族对抗了。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2千年来，唯独只有2个帝王，没看得上长城的防务作用，也没有修建长城。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个就是被某些满人，尊攘为“千古一帝”的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
至于宋朝没有修建长城，那是因为幽云16州被辽国割占了。山河破碎，日月缺失之时，宋朝没必要、也没实力到辽国地盘上修长城，此与2帝不想修筑长城，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熙被族人后裔捧诩为“千古一帝”，我们一笑而过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唐太宗和清圣祖确实都是不可多得、雄才大略的优秀帝王。
下面看看这两个帝王卓然鹤立的防务观是怎样形成的。
一，唐太宗
贞观年间，大唐由于开国伊始，国力强盛、将星云集，军力和骑兵部队那都是嗷嗷叫的。唐兵在擅长骑战的将领统帅下，以骑对骑不怯于野，常令游牧民族凶焰顿挫。
据史载，
“……（李）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勣传》）
从表面看，是唐太宗自认为比隋炀帝优秀所致，实际上，唐异于别朝的御边大法，是以“藩镇”代替长城，行拒止之用。
有唐一朝陆续建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这六大都护府。赋予都护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凡“抚慰、征讨、叙功、罚过事宜，皆其所统。”
特别是贞观年间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大唐帝国以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路，主动以攻代守，逐步蚕食并扩大疆域，增加大量的国防缓冲地带，最终完美地取代了长城的功用。
从历史实践来看，都护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关，更像是个以军政为主、民政为辅的军政单位。
就“人性”来说，仅靠唐军频繁地征讨，是不足以树立唐太宗“天可汗”权威的。都护府还会向周边的游牧民族，推行所谓的“抚慰、叙功、罚过”的政策。
即在政治上，以“各族一体”的汉胡融合政策，融化胡人的对立情绪；经济上，对胡人不予推行国内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以“汉胡别制”的轻税薄赋政策，来减轻胡人的经济负担；
军政上，以“城榜兵制”约束胡人、号令藩部。具体就是，每岁秋集本军，春则放散，若有征行，免当年输羊（实物交赋形式）；若有战事，凡满30日，均免胡人年税。
此政策一公布，胡人觉得跟着大唐混，比自个儿单练舒服多了。于是，游牧部落便蜂拥仆从于大唐王朝。
即便某部落破坏规矩，中途反叛大唐，其他游牧部落便个个奋勇争先群殴之。现在该明白，为何安西都护府仅以2万之唐兵，却领千里西域之广的奥妙了吧。
思路决定出路，好的政策，能提前框定百姓的对策。
由于大唐帝国对外域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表露在外的，完全是一种雍容大气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