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雪花，敲了一下脸颊；夜云… 别走，就这么一直慢慢地下着小雪………………

隆冬向晚的大雪里，我在行驶的摩托车后座上凝望着不远处那个街口，每次路过附近，每次看不见它就过去了，但是我知道，那个街口还在，老奶奶还在她的街口。虽然，胡同早已经完全拆迁了。

被拆的这个胡同，南邻火车站，只在福寿街上有一个胡同口。胡同里左右分出不少深长的细巷，所有远近邻居脸都很熟，一个院子的人们关系就更近了。《红灯记》里有一个铁梅从家里内墙打通的暗口躲到邻居家的情节，觉得就跟发生在胡同的事情一样，因为各家邻墙是用高粱秆糊的泥墙刷白，邻家有一点动静都听得很清楚，因此发生过不少趣事。

有一回，才参加工作不久的胜利哥半夜两点下火车出差回来，钥匙一开门，只听邻居婶大喝：“谁呀？”他连忙应声，这才算作罢。这却也使他心里很踏实，老人就像给自己看着门一样。其实，那时胡同和窄窄的福寿街来往的人主要是旅客、住户，上下班的铁路工人最多了。人们没有见过小轿车，仅有的1路2路等几辆公交车也不从这里过。繁忙的汽笛、火车声四季覆盖这里，治安很好，平时家家开着门。

那时的街口，有个茶水摊，八十好几高龄的老奶奶经常呼隆隆的推着她在胡同里的自家里烧开的水。推水车的声音就成了人们最熟悉的厚重低音，老奶奶头上一年四季带着原来干饭店时的白的良布薄帽，很像纱厂女工带的那种。大方桌上，两排一摸一样不带盖的玻璃杯，都用一块块一样大小方形的玻璃盖着。白开水一分钱一杯，茶水两分钱。这样的生意几乎是行善，就是行善。而奶奶持之以恒的为别人行方便，苦却愿自己吃自己受，那次，我就看见奶奶胳膊上身上被开水烫伤了都不耽误干活。

南来北往的旅客一出站，不几步就来到福寿街，口渴了，有站着一饮而尽而去的，有一个人歇歇脚问路的，有几个人形色疲顿的，有坐下聊天神侃的，你想吧，啥情况都有，也有歇歇脚再去进站的。当然了，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就曾有一个骗子，喝茶付给100元假钱，老奶奶找给那可恶之人了一大把分分角角的碎钱。这个行恶之人是不了解老奶奶，他若跟老奶奶讨，一定会得到的，因为老奶奶挣的钱自己不花，却乐于助人。

院子里，每天从天不亮就开始有各种动静，扫地声、聊天打招呼、收音机的广播、打水的声音等。院外则是脚步声、一两嗓子哼唱声。胡同南头的老住户，一个叫花妞的年轻女子是个善良的傻子，从我们窗外走过时会自言自语，有时则走进我们大院来对一个孩子喊：“你的妈回来啦！”果然，大人的身影一会儿就出现了。她结婚时整个胡同的人都上她家了，进不去的围在门外，很是热闹。

听着从院外胡同传过来的声音，小孩子们心里有一种别样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一种儿童的直感，应该来自于此地厚重的商都历史积淀，“不知身世自悠悠”的孩子们啊！

每家的广播固定在墙上方，挨近光滑的高粱秆编成的小方块屋顶。一拉广播绳，广播就响了，唱《南飞的大雁》《北京颂歌》《阿瓦人民唱新歌》《红灯记》等，还播送天气预报、新闻等。

有个打酱油醋的大叔叫卖声洪亮，口音就是地道的土著，每隔上月把，就会在一个晴好天气的上半晌或下半晌由远而近由近而远飘荡：“打酱油醋啵，谁要味精？”。

那位大叔是瘸子，他的姿势是左腿往斜前方弓些，左手扶腿。那平声“打”字起得又高又长，然后酱油、醋、啵降低，最后一字低到听不清是“啵”还是“喔”。“谁要味精？”四个字字字强调，最后一个字往上去。而这“谁”字开始之前的停顿，像是又吸一口丹田之气才发出的，极有韵味。他三轮车上的调味品不用有丝毫怀疑，货真价实，散装的打、称，虽没有现在讲究。单说那声腔，确实有音乐性，以腔传情。

除了这，饮马池时常飘荡“磨剪子戗菜刀”的叫卖，几嗓子就到南头了，或随意拐到一个深深的细巷，就听不见了，过了一小时光景，这声音再又由远及近，从窗户底下飘过，一拐钝角街弯，上福寿街去了。磨剪子人那打扮、家伙什跟《红灯记》里的磨刀人一模一样。再加上胡同里经常出现跟李玉和一样提着红灯，戴着那样的帽子，制服也一样的铁路扳道岔工人下班路过，感觉《红灯记》里的故事就发生在火车站附近各个胡同里一样。

思绪重回漫天飞雪中，我看到：

那窄窄的土路，连着家门

特别老的老奶奶还坐在她的街口

似乎出现了一条坦途

那正是我今生要走的风雨之路

在幸福中

她老人家看到了我含蓄而温暖的容颜

实际我早已离开亲爱的胡同

（作者：油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