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一种较为常见的文学形式，简言之，为笔记体式的短篇故事。最早可追溯至魏晋时期，时人多有志人志怪类文集，以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写人记事简约，形式灵活。

就数量而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可谓浩如烟海，至清末，存世有数千种之多。种类繁多的笔记小说所记内容也极为驳杂，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上写公侯将相的朝野秘闻，下书黄土地上的一片高粱。体量如此巨大的内容，极难辨析厘清现实真假，纵如此，依旧有其史料学意义。

作为笔记小说，定然不失虚构与主体自我创作的成分，但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自面世伊始，便受到史学影响，有注重实录的传统，且希冀在事件描述中给人以道德教化。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为后世笔记小说开拓题材、确立基本精神，此期间的作者多有史官等文职身份。比如，志怪小说《搜神记》作者干宝，在晋元帝时期任佐著作郎一职，为编修国史的史官；再如，梁武帝朝，殷芸曾为右长史，在作通史时将正史所不录的街谈巷语收为一帙《殷芸小说》。

因此，鲁迅先生对此期间的笔记小说有“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的判断。简言之，魏晋笔记小说的创作性质为“采录传闻”，秉笔实录当朝事件，非有意虚构。笔记中虽然有文学性的虚构叙事，但依旧在不悖离历史背景真实的前提下展开。

后世笔记小说多沿用魏晋六朝志人志怪的叙事视角，以记事者的角度客观记录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人物的姓名与籍贯等具体信息。书中屡见“秀州天宁长老妙海时在彼县，亲见之”“小二至庆元时尚存，安国长老了祥识之”“泉州僧本偁说”之类的句子，借他人之口来佐证自己记载之可靠，强调所录内容的真实性。

诚然，作者（记录者）的创作观念偶有反复，如《夷坚志》作者洪迈，一方面认为“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肯定笔记小说的文学性质与作者撰文时的主观性；但同时又宣称“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依旧强调所述事件的真实性。这种“执笔记录”的写实态度与史学家秉笔实录的精神相契合。

许多笔记小说描述的世界是幻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疏离乃至相悖，但仍然有相当部分具有史料学意义。唐之后，笔记小说就内容而言，多具有民间性及社会性的特征，多述各地风俗怪谈。比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支诺皋》中有《叶限》一文，记录古代邕州地区百越民族的口传叙事，为世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灰姑娘”类型故事。

至宋，大量笔记作品记录诗歌本事与诗人言行，成为后世诗评家所沿用的笔记体文学评论形式。而以洪迈《夷坚志》为代表的志怪类笔记作品，细述宋代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轶闻、掌故、民俗等，为后世提供许多史料参考。

明清两代笔记小说类文献多有训诂考据之类的内容。有清一朝，笔记小说中的边疆地理内容日益增多，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录数量相当的新疆社会民俗内容，其中有关屯田制度及“玛哈沁”的相关记载，为研究边疆史重要的参考内容之一。纪昀认为，笔记属“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

学者们普遍关注到笔记小说创作的史学倾向及其内容的史料学意义，对之多有阐述。明代王士禛有“说者，史别也”的判断，认为笔记小说为史家别一种；朱康寿详述为“说部为史家别子，宗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自《洞冥》《搜神》诸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余，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

相对于正史以政治历史为脉络，侧重对典章制度、帝王将相的书写，笔记小说记载了大量平民社会的生活，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围，弥补了正史对民间关注度有限的缺憾，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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