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社会趋于一统，但当时文坛之风气与政局的新气象相比却显得滞后许多。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宋史·欧阳修传》

可见，在欧阳修之前，宋初文坛依然处于五代文风的笼罩下，整体风貌是不容乐观的。同时，宋初科举承袭唐制，以诗赋取士，对技巧和形式的把握成了取胜的关键。

士人为了迎合科举考试，以期能顺利步入仕途，不得不以工整华丽为是，对五代文风的久驻形成推波助澜之势。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不乏力主变革诗文风气的士人。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柳开、穆修是宋代诗文革新的开启者，对与柳开同时的士大夫田锡， 却甚少提及。事实上，以直谏敢言著称的田锡不仅在政坛上声誉斐然，在当时文坛上亦有卓越贡献。

他在致力于儒家正统重建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文统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中写道：

“《易》之教也，厥旨精微；《书》之训也，俾人贞干。《诗》之教也，致流俗之惇厚；《春秋》之教也，惩贼臣 之叛乱。斯乃文之于内者也。万国化之中正，炳然明焕。”

因此，他在北宋文统的建构上付出了不少心力。 田锡很早就意识到宋初文坛所面临的问题，站在儒学的角度，提出大量补救文坛时弊的文学理论，同时还身体力行，在诗文创作上一扫五代之浮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当之无愧的先驱。

“文”与“道”之间的互动，早在中唐时期已开始成为文坛的主要议题。韩、柳引领的古文运动，即是基于“文”“道”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

韩愈提倡“文以贯道”，柳宗元也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在二者主次关 系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

至晚唐五代时期，道统趋于衰落，“文”“道”开始分离，尤其是平民儒士，开始关注到“文统”的独立性。宋初三朝，“文”与“道”几乎是对立的，科举考试即以诗赋取士为主，重文不重道。晚唐五代的华靡之风，笼罩了整个宋初文坛。很多觉醒士人，皆奋起直言，务求一扫文坛阴霾。而要重塑文统正宗，仍必须以道统为依归。宋初文人所尊崇的“文”“道”关系，基本上是对韩愈思想的继承。如柳开《应责》文：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不管是文统还是道统，他皆以韩愈为偶像。孙复、石介等人亦对韩愈推崇备至。然而，正如罗立刚所言：

“赵宋立国之后，‘道统’论再次成为共同关注的对象时，宋儒的着眼点已不再是韩愈式的存异求同、二者兼取，而是更多地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差别。”

柳开就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的思想倾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他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将“文”完全视为“道”的附庸，认为文统应为道统服务。

田锡同样继承了韩、柳的为文之道，且时刻以韩、柳文章为榜样，他在《贻陈季和书》中称：“韩退之、柳 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

田锡亦承袭了韩、柳“文”“道”关系的讨论，指出“道”是“文”的前提：

“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

他认为，文章是“经纬大道”的，雅正之文必须以“得其道”为基础，否则文章便会流于浮靡。另外，作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继承者，田锡本着崇经重道的立场，将儒家经典视为文章典范。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文体各不相同，但田锡却常常喜欢援引儒家经典为证，可谓与韩愈尊圣宗经的主张一脉相承。然而，与宋初其他士人“重道轻文”观点不同的是，田锡在韩、柳 文道观的基础上，提出“文道并重”：“君子以道为心，以信为体，文彩为貌”，以文为表，以道为内在，二者 结为表里，并无孰轻孰重之分。

他又率先提出将“文”“道”分离，承认“文”的独立性：“文以意为主，主明则 气胜，气胜则锵洋精彩从之而生。”

作文之精髓在于“意”，精彩的文章往往是“以意为主”而无关乎道统。 将“文”脱离“道”而独立论之，田锡在北宋可谓第一人。在宋初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田锡以圆融贯通的 态度，赋予“文”独立的审美情趣，在当时不可不谓先进。

除了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讨论外，田锡提出的文学观点也极大地丰富了宋初文统，为宋代文统的健全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