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中宋人观舟竞渡。
宋元之际画家钱选作品《宋太祖蹴鞠图》。
《东京梦华录》写尽大宋的繁华。
■ 赵柒斤
公元前776年，伯罗奔尼撒统治者伊菲图斯组织了一次大规模体育竞技活动，并决定每4年举行一次，时间定在闰年的夏至之后。所以，公元前776年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载入史册。不过，当时仅有一个比赛项目，即距离为192.27米的场地跑。
相比而言，我国古代参加比赛的运动项目就多多了。像举重、游泳、跳水、皮划艇、射箭、击剑、摔跤、足球等诸多奥运比赛项目，在我国古籍中都能找到踪影。这些比赛项目有的从先民生产实践和军事战斗技能中演化而来，有些则从游戏、养生等衍生而至。这些竞技项目的共同点是，仅作为表演节目、生产和生存的一种手段及日常娱乐活动，注重娱乐性与仪式感，与商业无关。
举重，彰显力量。我国自古就不缺大力士，除妇孺皆知的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商纣王“扶梁换柱”，正、野史记载的大力士也不计其数。到唐代，“举重”便大张旗鼓地被引用于军事。《旧唐书》载，武则天将“翘关”（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进而打开城门。古代城门一般都有四五丈宽，木头门栓至少有四百斤以上）列为武举科目之一，涌现出诸多像张芬“力举七尺碑”之人。如果说史料记载过于夸张，那诸多高山之巅的建筑工程便是最好的证明，许多重量超千斤的木柱、石板等全是在没有现代起重设备前提下，靠人背、肩扛和手抬。故而，古代诞生了许多大力士，完全出于生产或军事战斗的需要。
足球，贵族游戏。足球是当今世界第一大体育运动，它源于我国古代蹴鞠已被国际足联认可，但2000年前的中国，蹴鞠只是贵族玩的一种游戏。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二“作新丰移旧社”条曰：“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生平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为欣，今皆无此，故不乐也。”于是，刘邦便在首都仿照刘太公的丰邑新建一座城，并将刘太公的老邻居一起迁来，陪老太爷踢蹴鞠玩。即便到北宋以后，不仅没人愿学凭蹴鞠技术赢得高位的奸臣高俅，相反还将其钉上耻辱柱上。可见，古人踢足球是不屑于参杂政治或商业目的。
皮划艇，纪念节目。我国古代端午各地开展的“龙舟竞渡”非常类似奥运会的皮划艇竞赛。南梁吴均《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端午龙舟竞渡，众船齐发是为拯救屈原；水上击鼓鸣锣，则是为驱赶蛟龙。唐朝以后，“龙舟竞渡”发展成大型的娱乐项目，极具观赏性，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王都于此日亲临现场观看龙舟竞渡，看上去跟世界杯期间欧洲及美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赶赴现场看足球没啥区别，却没商业性。《旧唐书》《东京梦华录》等均记载了唐、宋多位皇帝“观竞渡”之事。
跳水，观赏项目。游泳、跳水、划船等最早都是我国古代先民一种生产手段或生存技能，春秋战国时期被引用于军事。到经济高度发展的北宋，水上运动项目发展成融观赏、娱乐、竞技于一体的重大节日观赏型表演节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和“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条，可视为“北宋水上奥林匹克运动会”：三月一日，在开封城西顺天门开放金明池（五代后周开凿用来训练水军的人工湖）和琼林苑（与金明池南北相对、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每天在这里演习皇上车驾到金明池游幸时如何接待的各种礼仪，准许一般官员和老百姓观赏，御史张榜明示不弹劾来此游玩的官员。皇帝来干什么呢？“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意思是，有一座面朝北临水大殿，皇上车驾临幸时，观看比赛夺标、赐赏宴会就在这里。“池岸正北对五殿，起大屋，盛大龙船，谓之‘奥屋’。”可见，北宋不仅有奥运比赛训练场馆，连名称也包含了“奥”。
经过20天赛前“集训”，农历三月二十日，皇帝驾临比赛现场观赛，赐宴于朝中大臣。“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尾。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这场面颇似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各种舞蹈、花样游泳等及致辞。紧接着上演类似现代“跳台跳水”的“水秋千”……跳水、游泳比赛结束后，“皮划艇”、“帆船”等粉墨登场：“有小龙舟二十只”……“虎头船十只”……“又有飞鱼船二只”……还有“一人掌划的鳅鱼船二只”，最后压轴的是“大龙船”。既有多人划桨的级别比赛，也有单人单桨赛，而且不断上演高难度动作。“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对船相交互，谓之‘交头’。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看见有红旗招引，分成两行的船队在鼓声伴奏下奋力向“标竿”冲刺，先到达终点的得冠军奖标，此时各处看台上的观众一起高呼口号并手舞足蹈。
马球，最早的曲棍球。起源于波斯、后传入希腊，1908年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曲棍球，它类似古代中国人玩的“马球”。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五谓：“建中初（779年），有河北军将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一一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唐代人打起曲棍球可谓出神入化，元代还专门出版了专著《丸经》。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等许多帝王还是“曲棍球”高手。
当然，古代统治者对体育竞技项目获胜者的奖励颇为丰厚，有赏官职的，也有赏金银、绸缎和田地及房产的。然而，史料却没有参赛者通过服食可激发潜能的激素来提高比赛成绩的任何记载。尽管我国古代中草药事业一直高速发展，激发人之潜能的激素肯定有，可古代中国人却从不用它们激发潜能以博得佳绩。原因主要有三：远离商业性操作，体育赛事不粘商业的边；诚信考量，古人崇尚“失信者失天下”，服食违禁药比赛的成本太高；法律严苛。古代科考舞弊，轻判终身禁考，重判抄家*头。体育比赛舞弊者遭受处罚一定严厉。
来源： 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