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礼仪之邦的中国，“礼”的内涵极其丰富，底蕴极其深厚，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基石。古代之“礼”几乎囊括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包涵了社会个体言行举止、为人处世等方面的行为准则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仪式风俗。“礼”的广博范畴丰富了传统礼仪文化的内涵。关于礼之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大致有祭祀说、人情说、圣人说、习俗说等说法。“礼”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革，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到完整的渐进过程，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起源、形成、发展、变革、强化和衰落等几个阶段。
从字形来看，“礼（禮）”是会意字，从示，从豊（lǐ）。“豊”是行礼之器，在字中也兼表字音。[1]《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体也。”《韵会》：“孟子言礼之实节文斯二者，盖因人心之仁义而爲之品秩，使各得其叙之谓礼。”徐铉曰：“五礼莫重于祭，故从示。豊者，其器也。”徐灏注笺：“礼之言履，谓履而行之也。礼之名，起于事神。”因此，“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如《仪礼·觐礼》：“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
然而中国古代的“礼”，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柳诒徵先生以为“中国古代所谓‘礼’者，实无乎不包，而未易以一话说明其定义也”[2]，无独有偶邹昌林先生也认为：“‘礼’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外国之‘礼’，随着第一代文明的灭亡，就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绝缘，而不再向前发展。中国之‘礼’则没有间断自己的发展，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故从礼俗而发展到礼制，从礼制发展到礼义，既而又由礼制、礼义回归到礼俗……中国之‘礼’，固重于形式，而有‘繁文缛节’之称，然更重于内容与精神，注重于知行之统一。故中国之‘礼’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基础。由是之故，从中西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使西方最感惊异者，莫过于‘礼’……故从中外文化比较而言，‘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当是无疑的。”[3]
注释：
[1]一说“豊”为醴之初文，为祭、享之酒礼。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173页。
[3]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4-15页。
一、礼之概念
中国古代与“礼”之涵义与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礼相关的概念
1.礼节
礼节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仪规范。如《晏子春秋·谏上》：“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论语·子罕》：“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礼节被儒家认为是仁义之貌。《儒行》[1]：“礼节者，仁之貌也。”孔颖达疏：“言礼仪撙节是仁儒之外貌。”[2]礼节的产生和具备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影响，如《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汉书·董仲舒传》：“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礼尚往来”，“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曲礼上》）。
2.礼义
义，谓事之宜。礼义即礼法道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礼节仪式即为礼，合于这些的做法即为义。《诗·卫风·氓序》：“礼义消亡，淫风大行。”《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易·序卦》则以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
在大道既已消失，天下为一个家族所私有，人们各自敬爱自己的双亲、各自疼爱自己的子女，对待物质财富、对待劳动，都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时候，礼义成为纪律纲常，《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礼义是法令之器具。《礼运》：“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
礼义又是做人的重大事项。《礼运》：“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
礼义还是礼之内核，礼是义结出的果实。《礼运》：“礼也者，义之实也。”
礼义也同“礼仪”。《乐记》：“是故先王本之惰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此处《汉书·礼乐志》则作“制之礼仪”。
3.礼法
礼法即礼仪法度，是礼的外在形态。《商君书·更法》：“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汉书·货殖传》：“及周室衰，礼法堕。”礼必须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包括行礼的时间、场所、人选，人物的服饰、站立的位置、使用的辞令、行进的路线、使用的礼器，以及行礼的顺序，等等，这就是礼法。《仪礼》一书，就是先秦各种礼仪的礼法的汇编。[3]
4.礼容
礼容本指汉乐名，《汉书·礼乐志》：“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王先谦补注：“盖《礼容》乐生于《文始》、《五行》二舞也。”[4]也指礼制仪容，《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礼容是不同场合行礼的表情仪容，君子的礼容是其内在修养的体现。如《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与不同对象交往时的礼容举止：“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5]孔子在本乡，温顺恭谨，像是不会说话；在宗庙里、朝廷上，善于言辞，且言语明白流畅；上朝时，同下大夫交谈，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公正。国君在时，显得恭敬而不安，仪态适中。国君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则脸色庄重，脚步加快，衣服前后摆动，整齐而不乱。
5.礼教
礼教即礼仪教化，指为维护宗法关系与等级制度而制定的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孔子家语·贤君》：“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列子·杨朱》：“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
礼教也指礼的教育。《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
6.礼度
礼度犹礼法，礼仪法度。《大戴礼记·盛德》：“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卢辩注：“礼谓三百三千也，惟有仁德也。”[6]王聘珍解诂：“德法者，躬行心德，垂为法象也。”[7]
7.礼貌
礼貌，即对人恭敬和顺的仪容。《孟子·告子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赵岐注：“礼者，接之以礼也；貌者，颜色和顺，有乐贤之容。礼衰，不敬也；貌衰，不悦也。”《孟子·离娄下》：“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赵岐注：“又礼之以顔色喜悦之貌也。”[8]
今天的礼貌指以言语、行动所表现的恭敬谦虚。
8.礼物
《表记》：“无礼，不相见也。”郑玄注：“礼，谓挚（贽）也。”孔颖达疏：“礼，谓贽币也。贽币所以示己情，若无贽币之礼不得相见，所以然者，欲民之无相亵渎也。”[9]
与“礼物”相关的概念还有：
礼贽，即见面时进献的礼物。《国语·周语中》“子家奔齋”，三国吴韦昭注：“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出必有礼贽，私觐之事，以通情结好，吉凶相告。”
礼献，即以礼奉献之物。《隋书·音乐志上》：“神宫肃肃，天仪穆穆。礼献既同，膺此厘福。”
礼币，即用作馈赠、贡献的礼物。《仪礼·聘礼》：“执礼币以尽言赐礼。”
礼馈，即礼赠之物。宋代叶适《监司》：“所从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礼馈，皆有明禁。”
9.礼器
礼器亦称“彝器”，指行礼的器物。礼器的范围很广，主要有食器、乐器、玉器、酒器等。食器通常有鼎、俎、簠、簋、笾、豆、盘、匜等。乐器通常有钟、磬、鼓、柷、敔、瑟、笙等。玉器通常有璧、琮、圭、璋、琥、璜等。酒器又可以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两大类。盛酒器主要有尊、甒、罍、卣、壶、缶等，饮酒器又有觚、觯、角、爵、杯、盏等。礼必须借助一定的器物才能表达，即所谓“藏礼于器”。
不同朝代的礼器形制不尽相同。以酒器为例，夏代用的是玉饰之酒盏，殷代用的是圆口平底、上口有两柱、下底有三足、侧有鋬（把手）名叫“斝”的铜制酒杯，周代用的是长口圆底、上口有两柱、下底有三足、较斝为小、形似雀形名为“爵”的铜制酒杯，所谓“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明堂位》）。即使形制相似，不同朝代礼器的使用规格亦有差异，如敦、琏、瑚、簋都是盛黍米饭、穈子米饭的食器，虞代在大礼中用两敦，夏代用四琏，殷代用六瑚，周代用八簋。始用两器，后代递增[10]，即“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连，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明堂位》）。
（二）“三礼”、“五礼”、“六礼”、“九礼”
所谓“三礼”、“五礼”、“六礼”、“九礼”是礼学中的一些专有名称，是特定礼仪形式的简称。
1.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皆古言“礼”之书，合称“三礼”。
《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传》的记载，该书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的事。《周礼》的注本很多，有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孙诒让著有《周礼正义》。《周礼》共六篇，其具体篇目如下：
天官冢宰第一。理天下政务，以辅佐君王管理国家。天官掌邦治，又称“治官”。
地官司徒第二。掌邦教以及土地、赋税等，以辅佐君王安抚天下。地官掌邦教，又称“教官”。
春官宗伯第三。掌理国家礼仪，主管宗庙祭祀，以辅佐君王维护等级制度，协调社会关系。春官掌邦礼，又称“礼官”。
夏官司马第四。掌国家的军政事务，统帅军队，以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夏官掌邦政，又称“政官”。
秋官司寇第五。掌国家的狱讼刑罚等司法政务，以辅佐君王建立法律秩序。秋官掌邦禁，又称“刑官”。
冬官考工记第六。其内容已经亡佚，因冬官司空的主要职掌为工程营造，所以有人以记载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著作《考工记》补之。
《仪礼》记载了周代贵族的各种礼节、仪式和行为规范，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记有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等具体仪式。因为所记均为“士”这一阶层的礼仪，而没有天子、卿、大夫、诸侯之制，所以又称《士礼》。《仪礼》的注本有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清胡培翚著有《仪礼正义》。《仪礼》共十七篇，其具体篇目如下：
士冠礼第一。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贵族子弟年满二十时，在父兄的操持下，加布冠、皮冠和爵冠三种冠的详细经过，包括仪式上的陈设、致辞等。行冠礼是古代贵族男子步入社会的开始，是获取成人资格和成为本族正式成员的仪式，体现了父子相继的宗法伦理精神。
士昏礼第二。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贵族男女双方在家长主持下，从议婚到完婚的全部过程，包括纳采、间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等“六礼”。婚礼是继冠礼（标志已成人）以后人生的第二件大事，程序繁复，礼节周备，承担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重要使命。
士相见礼第三。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贵族初次交往，登门拜谒、求见行礼和对方回拜的礼节规矩，强调因人而言和交际的艺术。
乡饮酒礼第四。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乡里（基层行政单位）定期组织的酒会仪式，以敬老为中心，包括祭神问吉、联络同好和演奏酒礼歌等活动，特别注重长幼、尊卑、贵贱，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外在渗透。
乡射礼第五。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乡定期举行的迎神赛射的具体礼节。
燕礼第六。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诸侯和群臣之间的宴饮之礼，程序繁琐，内容包括如何上下堂、如何使用酒爵、如何敬酒和答谢、如何罚酒、如何射箭等。
大射礼第七。五礼中属嘉礼，记载由古代君王主持的各级贵族的射箭比赛的具体礼节，描述了射前的准备工作和整个射箭过程。
聘礼第八。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君王派遣使臣到他国友好访问和与此相关的外交活动。聘礼实际上是外交礼仪，是国与国之间互相交往的艺术。
公食大夫礼第九。五礼中属嘉礼，记载古代君王宴请和招待外国使出的礼节。
觐礼第十。五礼中属宾礼，记载古代诸侯秋天朝见天子的礼节。
丧服第十一。五礼中属凶礼，记载古代贵族葬礼中的丧服制度。依据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的原则，强调丧服的等级、亲疏和贵贱。
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实为士丧礼的下篇）第十三。五礼中属凶礼，记载古代贵族为死去父母所举行的自死至殡的葬礼过程和细节，体现了儒家重死的丧葬文化。
士虞礼第十四。五礼中属凶礼，记载古代贵族埋葬其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是士丧礼的继续和延伸，与丧服、士丧礼、既夕礼一样，旨在凝聚五服关系。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五礼中属吉礼，记载一般贵族定期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五礼中属吉礼，记载卿大夫一级的贵族祭祀祖祢的礼节。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礼学文献的汇编，是春秋末年至秦汉年间孔子的弟子、门人及儒家后学解释、说明、传习经书《仪礼》的汇集，也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此外，“三礼”亦指古代祭天、地、宗庙之礼。《尚书·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孔传：“三礼，天、地、人之礼。”《隋书·礼仪志序》：“唐虞之世，祭天之属爲天礼，祭地之属爲地礼，祭宗庙之属爲人礼。”
2.五礼
礼分吉凶，吉礼、凶礼路数相异，不得相互干犯，这是取法于阴阳的不同属性，所谓“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服四制》）。古代儒家根据礼所规范内容的不同，将其分为五大类，即五种礼制：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五礼，吉、凶、军、宾、嘉。”[11]《隋书·礼仪志一》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历代注家关于“五礼”的解释，又如《曲礼上》疏称：“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革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执贫纳女之说，嘉礼也。”综合各家说法，吉礼为祭祀的典礼，居五礼之首，分天神、地祗、人鬼三门计十二项；凶礼的内容包括荒礼、丧葬以及对天灾人祸如饥荒、战败、寇乱等的哀悼与慰问之礼；军礼主要指战事、还包括田猎、筑城等需要动员人力的活动所需遵循之礼；宾礼是指诸侯朝觐天子、各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时之礼节，分朝、宗、觐、遇、会、同、时、聘八项；嘉礼具体分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贺庆六项，其内容在“五礼”之中最为驳杂，涉及广大人民乃至王公、贵族、诸侯和卿大夫等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传统礼俗的许多内容与形式大多由嘉礼演变而来。
此外，“五礼”亦指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朝聘之礼。《书·皋陶谟》：“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孔传：“天次秩有礼，当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以接之，使有常。”[12]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所谓五礼者，正谓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也。”[13]
3.六礼
“六礼”有多种理解：
（1）谓古代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乡射礼和相见礼。《王制》：“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郑玄注：“乡，乡饮酒、乡射。”[14]《荀子·大略》：“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杨倞注：“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15]
（2）古代在确立婚姻过程中的六种礼仪，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仪礼·士昏礼》“纳采用雁”唐贾公彦疏：“昏礼有六，五礼用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是也。唯纳采徵不用雁，以其自有币帛可执故也。”[16]
（3）古享祭宗庙之礼有六：肆献裸、馈食、祠、禴、尝、烝。《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贾公彦疏：“此一经，陈享宗庙之六礼也。”[17]
（4）诸侯朝见天子之礼有六。《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郑玄注：“此六礼者，以诸侯见王为文。六服之内，四方以时分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名殊礼异，更递而遍。”[18]
“六礼”是庶民都要参与和遵循的普及于民间的礼仪，官方“五礼”苛细繁琐，往往成为具文，而“六礼”更多结合风俗，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下层流行。
4.九礼
“九礼”指九仪之礼。《周礼·秋官司寇·掌交》：“九礼之亲。”郑玄注：“九礼，九仪之礼。”[19]所谓“九仪”，即天子为接待不同的来朝者而制定的九种礼节。《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郑玄注：“九仪，谓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公、卿、大夫、士也。”[20]
“九礼”又指古时九种礼仪。《大戴礼记·本命》：“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
注释：
[1]凡《礼记》中引文，为求行文简洁，只出篇目，下同。本文关于《礼记》原文的解释参考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出注，特此说明。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671页。
[3]参见彭云枫：《礼仪之邦话文明（修订版）》（中国民俗史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4页。
[4]（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481页。
[5]“恂恂”，温顺恭谨貌。“便便”，言语明白流畅。“侃侃”，和乐貌。“訚訚”，说话和悦而又能辩明是非之貌，朱熹集注：“訚訚，和悦而诤也。”刘宝楠正义：“诤者辩论其是非也。”“踧踖”，恭敬而不安的样子。“与与”，威仪合度貌，邢昺疏：“与与，威仪中适之貌。既当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仪中适，不敢解惰也。”“勃”，变色貌，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必变色。”“躩”，疾行貌，杨伯峻注：“皇侃《义疏》引江熙云：‘不暇闲步，躩，速貌也。’”“襜”，摇动貌。“翼”，恭敬，谨肃。
[6]（汉）戴德撰、（北周）卢辩注：《大戴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484页。
[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144页。
[8]俞樾以为“凡言礼貌者，并当读为体”，体貌即容貌、仪容意。见《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孟子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539页。
[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638页。
[10]参见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445页。
[1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766页。
[12]（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39页。
[13]（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72页。
[1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1348页。
[15]（周）荀况撰、（唐）杨倞注：《荀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86页。
[1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961页。
[1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758页。
[18]同上，759页。
[1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903页。
[20]同上，890页。
二、礼之起源
关于礼之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来源说：
1.祭祀说
“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王国维认为“礼”起源于宗教仪式：“盛玉以奉神人之器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礼，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1]也就是说，礼的最初形态是指以器皿乘两串玉祭祀神灵，后来也指以酒祭祀神灵，再后来则一切祭祀仪式都统称为礼。据《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自有饮食活动以来便有了原始简陋的祭祀活动，“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些都是为了向鬼神致敬。诸如此类的特殊祈祷、例行祭祀、供奉鬼神的活动，没有礼就显得不够诚挚、不够庄严，所谓“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曲礼上》）。
2.人情说
《史记·礼书》：“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具体而言，“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锺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史记·礼书》）《汉书·礼乐志》又指出了礼在人的七情六欲方面的制约和作用：“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正因为“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史记·礼书》），所以“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史记·礼书》）。礼是用来修养身心的，“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史记·礼书》）。
因此，《坊记》以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所谓礼，就是顺应人情而拟定的节制形式，用来作为人民的提防的。“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丧服四制》），全部礼的本质要点是，根据天地，取法四时，仿效阴阳，顺应人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羮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史记·礼书》）。
3.圣人说
据《礼运》[2]，从前上古先王时代，没有宫室，冬天就住在挖掘的土穴里，夏天就住在薪木架上的柴屋。那时还没有发明火，就生吃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喝禽兽的血，连毛也咽下。那时还不知道利用苧麻、蚕丝，就披穿鸟羽兽皮，后来圣人出世，才有了发明和创造，文明才应运而生，“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礼运》），圣人研究应用火的热能，熔化金属，注入模型，铸造器皿，合土做坯，烧制砖瓦，用来创建台榭、宫室、窗户，又用火来炮、烧、煮、炙各种肉类，酿制醴酒、奶酪，加工麻的纤维来织布，缫治蚕丝来织绸，人们用种种新的物质生活资料来养生送死，来事奉鬼神上帝。
除了物质上的发明创造，圣人还“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別于禽兽”（《曲礼》）。那么，圣人又是如何来制礼的呢？《礼运》记载：“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圣人制礼必须是本自天理，动用于大地，分列于各种人事之中，变化依从四时，协合于一定的分限。圣人所制之礼不仅体现在“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等有形的方方面面，还表现在无形的个人修养方面，“其居人也曰养”。
4.习俗说
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意思是说，中原加上四面边远地区，五方的人民都各有自己的习性，不可以转变。东方的民族称为夷，披散着头发，身上刺着花绣，其中就有不吃熟食的人。南方的民族称为蛮，额头上刻着花纹，两足脚趾相向，其中也有不吃熟食的人。西方的民族称为戎，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兽皮，其中有不以五谷为食的人。北方的民族称为狄，用鸟羽羊毛做衣穿，挖地穴居住，其中也有不以五谷为食的人。中原、夷、蛮、戎、狄五方的人民，他们都各有自己安适的住处、和美的口味、适宜的服装、方便的生活用品、完备的器具。五方的人民，言语文字不通，嗜好愿望不同，要彼此表达心意，互相交流愿望，这就需要各种翻译了。这种人，东方称之为寄，南方称之为象，西方称之为狄鞮，北方称之为译。[3]
因此，行礼要依从特定时宜，出使要依从他国风俗，“礼从宜，使从俗”（《曲礼上》）。要因地制宜，适应不同地区人民的习俗，《王制》以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凡是安置人民居处的物质材料，必须依据当地受天气、地势影响而形成的温度和湿度。广阔山谷地区与长而大的河水流域的居室制度是彼此不同的，人民因生长地区不同而风俗也不一样，刚柔、轻重、迟速的性格脾气不一样，对五味的嗜好不一样，器械的形制不一样，衣服的材料、样式也不一样。国家对广大人民，要实施礼义教育，但不要改变当地的风俗；划一政令刑法，但不要去掉当地的方便。[4]
此外，关于“礼”之起源还有杨向奎的“交换说”，此说认为我国的礼也是起源于原始时期的物品交易关系——所谓“礼尚往来”，氏族社会时的风俗习惯、社会生产和交换行为、社会的生活行为等无一不可变成后来的礼[5]。杨宽的“礼仪说”，此说认为“礼”源于原始社会的种种礼仪，很久以前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习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6]
注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61年版，291页。
[2]参见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291-292页。
[3]参见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176-177页。
[4]同上，176页。
[5]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参见杨宽：《先秦史十讲——名家专题精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三、礼之沿革
“礼”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革，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到完整的渐进过程。中国古代礼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礼之起源期
礼之起源期，即礼仪的滥觞期，具体说来，也就是指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以前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远古先祖对于生存环境中出现的风雨雷电、洪水地震、日食、月食、动植物的生生灭灭以及自身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感到迷惑不安，无法驾驭，便认定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即鬼神。为了祈求鬼神消灾祛祸、福佑人间，古代先祖想方设法使鬼神满意，以便让鬼神对人们宽容开恩。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这就是原始社会的礼仪，有人称之为“原始礼”，主要源于祭神、祭鬼的仪式。
（二）礼之形成期
礼之形成期，即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这段时期，我国的传统礼仪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成形。
夏礼最早出现，较简朴，忠孝之道已基本形成，商礼、周礼都是在夏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孔子对三代之礼作了详细的比较和精辟的总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1]（《表记》）虽然三代之礼损益不同，然而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民众共同遵守的，“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器》）。具体而言，“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侑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2]（《礼器》）
周代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逐渐稳定，周公旦为巩固其奴隶制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周礼。周礼比前二代更成熟、更完备，《论语·八佾》有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尹氏注：“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于美其文旧从之。”[3]周礼是我国奴隶社会中最庞大、最严整、最文明的制度和礼仪，对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堂位》记载：“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摄政期间，建立了朝纲制度，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礼之发展、变革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前221年，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土地私有制产生，礼作为一种旧的习惯法则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早在孔子时代，周代的制度已经遭受了周幽王、周厉王的破坏，从《礼记》所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可窥一二。《礼运》：“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4]言偃向孔子问“礼”，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是徴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5]（《礼运》）难怪《史记·礼书》感慨：“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由此可见，“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不可挽回。
在此期间，也相继涌现出了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系统阐述了礼乐的起源、本质与功能，第一次在理论上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划分及意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仪规范、道德义务，并整理了一批珍贵的礼仪典籍和文献资料。《论语》里，孔子有七十四处谈到礼仪要求人们用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是主张以礼治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战国时期，孟子把礼看成是一种道德原则，是仁、义的表现形式，以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把礼作为道德规范体系和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阐述了礼的起源和作用，提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劝学》）。
（四）礼之强化、衰落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前221至公元1911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不仅是传统礼仪的发展史，也是我国封建王朝兴衰起落的历史见证。
秦朝统一“六国”以后，“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史记·礼书》）。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实行中央集权制，奠定了封建体制的基础。秦始皇始用“皇帝”为君王名号，并采用了五行、正朔、服色一系列相应的礼仪举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歩，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这些开先河的举措至李斯燔《诗》《书》也意味着乐崩而礼坏。
汉高祖时，“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汉书·礼乐志》），虽然“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礼书》），然而在秦灭学之后、旧典残缺的状况下，叔孙通参用先代之礼制一改汉建国初期杂乱无章的政治秩序。汉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汉书·礼乐志》）
汉文帝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史记·礼书》）。汉文帝极其恭俭，“常衣绨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史记·孝文本纪》），其遗诏规定“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人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己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纎七日，释服”（《史记·孝文本纪》），充分反映了他丧葬从简以便民的心愿。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鼂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専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史记·礼书》）。汉景帝用晁错之计最终导致“六国畔逆”，于是“诛错以解难”。此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待到汉武帝即位，以太初之元改正朔，色上黄，数用五，尊崇儒家礼仪，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脩郊祀，改正朔，定歴数，恊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把礼仪作为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和精神支柱，司马迁评价说“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汉书·武帝纪》）。
汉代礼仪的建设已相当完备，此后东汉、魏、蜀、吴、西晋期间，历代礼仪因循的痕迹非常明显。据《宋书·礼志一》记载，魏文帝受禅于汉，黄初元年诏曰：“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曹魏礼仪，因循汉制；晋代礼仪，又循魏制。《晋书·礼志上》亦称：“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
南朝梁武帝以儒家精神为基础，命群儒敕修礼仪大典，终成一千多卷、八千一十九条的礼仪巨著——《五礼》。《隋书·礼仪志一》详细记载了成书过程：梁武帝命人分别撰写五礼，“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或因行事，随时取舍”，“平章国典，以为时用”（《隋书·礼仪志一》）。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是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开皇初，隋文帝“思定典礼”（《隋书·礼仪志三》），循制礼作乐的老规矩办事。先颁服色，“五德相生，赤为火色……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今尚赤”（《隋书·高祖纪上》）。太常卿牛弘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爲准，亦微采王俭礼”（《隋书·礼仪志三》）。隋文帝又在前朝的基础上，“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隋书·礼仪志一》）。
唐初沿袭隋礼。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命房玄龄、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成以简明扼要为特点的《贞观新礼》（即《贞观礼》）。《贞观礼》是唐朝官修的第一部大礼书。据《唐会要·五礼篇目》记载：“武德初，朝廷草创，末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祕书监魏徵、礼官学士，修改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贞观礼》增加了“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等周隋所阙的二十九件，其余并依古礼。
唐高宗即位不久，“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末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枚正伦、李义府……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旧唐书·礼仪志一》）。此即继《贞观礼》之后唐代官修的第二部大礼书——《显庆礼》。《显庆礼》所增部分大多为迎合皇帝意图，引发学者议论纷纷，且其后二者并用，以致无固定的礼仪制度，凡遇大事时均为临时议定礼仪。
开元中，从张说奏，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定制。由徐坚等创始、萧嵩等奉命修撰的一百五十卷《大唐开元礼》，功成制礼，治政作乐，依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的次序，详尽而完备地记载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兼及地方政府的祭仪和官僚家庭的吉凶之仪，是大唐的典制大备。《大唐开元礼》成书后成为唐代臣僚谈及礼制时较常引据和提及的对象，“朝廷有大疑，稽是书而可定；《开元礼》国家有盛举，即是书而可行。诚考礼者之圭臬也”[6]。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上述隋唐之礼进行了评价：“《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尤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7]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成书的《大唐六典》（即《唐六典》）共三十卷，近三十万字，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最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唐杜佑所撰《通典》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记述了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唐代之后所修的礼典据《新唐书·礼乐志一》可谓是“礼乐为虚名”：“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
五代时期由于衰乱之极，“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史·礼志一》）。
宋修礼书，最有影响的是《开宝通礼》和《政和五礼新仪》。宋太祖时期所编修的《开宝通礼》仍以《开元礼》为蓝本而有所损益：“《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宋史·礼志一》）《政和五礼新仪》则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的国家礼典，利用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由徽宗皇帝亲自裁定，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欧阳修、苏洵参与编纂的一百卷宋代礼典《太常因革礼》是“以《开宝通礼》为之主而记其变，其无所沿于通礼者谓之新礼，通礼所有而建隆以来不复举者谓之废礼。凡立庙有议论谓之庙，议余即用通礼条目，修与判寺李柬之等上之诏赐名曰‘太常因革礼’”（《玉海·礼制下·治平太常因革礼》）。
北宋时期的李觏提出“礼”备体用、合内外，礼顺人情、学礼成性等独特的思想，并密切关注礼的现实作用，把“礼”扩展到包括行政、法律、艺术、道德及生活方式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关于礼的著述主要有《礼论》、《周礼致太平论》等。
宋代家礼研究成果卓著，这是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家礼，即家庭礼仪。统治阶级的学者“领悟”到治国必先治家，治家必先修礼，注重礼仪教育与启蒙知识、日常生活行为的结合，出现了司马光的《涑水家仪》和朱熹的《朱子家礼》（又称《文公家礼》）等礼仪经典。《涑水家仪》对古代女子礼仪道德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朱子家礼》根据当时的社会习俗参考古今家礼而成，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对后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至此，我国古代礼仪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辽代契丹礼与汉礼并用。《辽史·礼志一》称：“箕于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大宗克晋，稍用汉礼。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郁辽朝杂礼》，汉仪为多。”《辽史·仪卫志一》也记载：“辽国自太宗人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
靖康之变后，“礼文乐器，扫荡无遗”（《元史·礼乐志一》），元之有国，一方面保留自己本民族的礼俗，“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另一方面，因循古制制定朝仪，“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元史·礼乐志一》）。元代的礼典主要有《至元州县社稷通礼》、《太常集礼》（五十卷）、《大元太常集礼稿》。
明朝礼仪之风更加兴盛，理论上虽没有发展，但名目增多，形式更完善，如家礼名目有忠、贞、节、烈、孝。此外，君臣之礼、尊卑之礼、交友之礼更加完善。
明太祖初定天下，“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赐名《大明集礼》”（《明史·礼志一》）。《大明集礼》为明朝第一部礼制全书，“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明史·礼志一》）。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余年，所修礼书见载于《礼志》的又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
其后，明朝历代统治者均对礼仪制度进行了完善，“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明史·礼志一》）。
明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围绕着对嘉靖皇帝生父的封号问题展开争论，史称“大礼仪之争”。其实质上是对祖宗之法、朝廷大礼展开的一场有关礼仪问题的争论。此后，与礼仪相关的典章制度的研究更受关注，经世致用之风也由此开启。
清朝自入关以来一直重视礼仪的建规立制，“世祖入关，顺命创制，规模闳达。顺治三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圣祖岁御经筵，纂成《日讲礼记解义》，敷陈虽出群工，阐绎悉遵圣训。高宗御定《三礼义疏》，网络议理家言，折衷至当，雅号钜制。若《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其经纬礼律，尤见本原”（《清史稿·礼志一》）。至于礼仪方面的专书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一曰大清通礼，乾隆中撰成，道光年增修；一曰皇朝礼器图式，曰祭器、曰仪器、曰冠服、曰乐器、曰卤簿、曰武备；一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其始关外启荜，崇祭天神暨群祀祖祢，意示从俭。凡所纪录，悉用国语、国书。入关后，有举莫废。逮高宗时，依据清文，译成四卷。祭期、祭品、仪注、祝辞。与夫口耳相传，或小有异同者，并加釐订，此国俗特殊之祀典也。德宗季叶，设礼学馆，博选耆儒，将有所缀述。大例主用《通礼》，仿江永《礼书》例，增《曲礼》一目。又仿《宋太常因革礼例》，增《废礼》、《新礼》二目，附《后简》。未及编订，而政变作矣。”（《清史稿·礼志一》）
乾隆元年（1736年）诏开三礼馆修《三礼》，任命高官负责纂修，清代学术界掀起了对三礼之学诠释的风气，取得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包括《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九十二卷，尚不计卷首在内）。
乾隆元年又参考《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等，遵循实用原则，“事求其合宜，不拘泥於成迹；法求其可守，不夸饰以浮文”[8]，着力编撰《大清通礼》（五十卷），越二十一年而告成，为四库全书之一。该书“首纪朝庙大典及钦颁仪式，其馀五礼之序，悉准《周官》，而体例则依仿《仪礼》。惟载贵贱之等差，节目之先后，而不及其沿革；惟载器物之名数，陈设之方隅，而不及形制。盖沿革具于《会典则例》，形制具于《礼器图式》，各有明文，足资考证……赐名曰《通礼》，信乎酌於古今而达於上下，为亿万年治世之范矣”[9]。
乾隆时礼部右侍郎秦蕙田所纂《五礼通考》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10]。可与清廷所修《大清通礼》媲美。
清朝乾嘉年间，礼仪研究趋于昌盛，涌现了一批礼经学的名家、名著，徐乾学及其《读礼通考》、凌廷堪及其《礼经释例》、胡培翚及其《仪礼正义》、黄以周及其《礼书通故》、孙诒让及其《周礼正义》等，对于我国礼仪文化和礼仪教育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且使其复杂化，甚至把礼发展到僵化、刻板的地步，“三跪九叩”之礼即是其例，即使对外国使节也要求其行此大礼，引发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时的“礼仪之争”。
中国古代礼仪至有清一代盛极而衰。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礼仪传入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礼仪的根基渐渐松动。
注释：
[1]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813-814页。译解：孔子以为夏代的治国之道是尊崇政令，敬事鬼神而使之远离政教，接近人民而情意忠实，以俸禄待遇为先以严格要求为后，以奖赏为先而以刑法为后，所以他们的政风是亲切而不尊严；夏代人民的流弊是，拙笨而愚昧，骄傲而粗野，质朴而不文雅。殷代人尊崇鬼神，君主率领人民来事奉鬼神，以鬼神为先而以礼教为后，以刑法为先而以奖赏为后，所以他们的政风是尊严而不亲切；殷代人民的流弊是，放荡而不安静，争强好胜而不知羞耻。周代人尊崇礼法，推尚施与，敬事鬼神而之远离政教，接近人民而情意忠实，其行赏施罚的轻重视爵位尊卑而定，所以他们的政风是亲切而不尊严；周代人民的流弊是，趋利而取巧，文过饰非而大言不惭，害人败事而手法隐蔽。
[2]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322页。译解：或者崇尚白色，或者崇尚黑色，形式上有些差异，而其基本精神、基本模式，可以说是夏代创造的，殷代也随着因循袭用。周代在宗庙行祭的时候，让代表祖先神灵受祭的尸坐在席上，告诉尸仪节举止，劝尸进用饮食，就像孝子奉养双亲一样，都伺候到了，没有局限，礼也像殷代那样，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夏代在宗庙行祭的时候，尸站着受享，一直到祭事终了。殷代行祭就请尸坐着受祭。周代因袭殷礼而又有所发展。天子七庙，周天子在太祖庙举行合祭的时候，除了有装扮太祖的尸之外，还另立六尸分别代表父以上六位先王的神灵，在受祭后，自上而下举酒酬送。
[3]（明）胡广：《论语集注大全·八佾》（《四书大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67页。
[4]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294页。译解：孔子考察周代的制度，发现已经遭受了周幽王、周厉王的破坏，以为除了周公后裔的鲁国，无处能观察到周代的礼制了。然而，作为诸侯的鲁国，竟然僭行天子之礼，即在南郊祭天，在太庙追祭始祖，这是极为失礼的，由此可见周公的制度也已经衰微啦。杞国郊天禘禹，宋国郊天禘契，也是错误的，因为郊禘是天子的职守。天子统治天下才能祭天祭地，诸侯统治一块地区，只能祭祀当地的土神和谷神。
[5]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290页。译解：我打算考察夏代的礼制，所以到夏代的后裔杞国去了，杞国文献不足，难以考证，我只得到一册历书，名叫《夏时》。我打算考察殷代的礼制，所以到殷代的后裔宋国去了，宋国也文献不足，难以考证，我只得到一册讲阴阳变化的书，名叫《乾坤》。我就根据《乾坤》的内容，《夏时》的节次，来进行考察。
[6]《大唐开元礼》，中华书局1965年版，702页。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文集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1页。
[8]《钦定大清通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页。
[9]同上，18-19页。
[10]（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五礼通考〉跋》，《四部丛刊初编》第183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