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现有社会的最有效，同时最不易被察觉的方法就是，大量印制流通货币。这样做既不会违反各种经济法规有关扰乱经济秩序方面的条款，又不会被大众所察觉——100万人中也不会有1个人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

——凯恩斯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1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弗里德曼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学者之一。

通货膨胀带给府政的财政收入

美国联邦政府收入（1930-2019）

通过提高货币量来为政府筹资看似是种聪明的做法，但其实是一种徒劳的努力。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为了新建一条公路，通过增印货币来支付所有的费用。看起来每个人都获得了更高的效用，筑路工人得到酬劳，可以购买食品、衣服和住房，没有人需要为此缴纳额外的税金。可是，毕竟有一条新的公路建成了，到底谁在为此负担成本？

答案是所有为此条公路间接付费的人。如果那些工人不是修路，而是从事其他生产活动，那么就不会有额外货币的出现，进而不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这部分上涨的物价形成一种资金流，沿着消费渠道不断循环，从筑路工人流到消费品的卖方，然后从这些卖方手中再流到其他卖方的手中，依次往复。价格上涨意味着，消费者原来持有的货币量的购买能力下降了。在相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拥有与以前购买能力相同的货币量，消费者就必须节省开销，增加储蓄。

那些新印制的货币，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相当于个人所得税。因为，假使这部分货币量使得物价普遍上涨1%，这就等同于每个货币持有者都必须为他们持有的财物缴纳1%的税金。人们为了保持原有的购买能力就必须增加存款数量（或者说增加收入记录），可是我们无法分清其现有的存款总额中哪部分是具备原先的购买能力的（或者说账目中已计入的收入），哪部分是已经发生贬值的，但是实际上它们全部是计税基础。

与这部分税金相对应的实物，就是那些用来筑路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所能提供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正是那些为了保持自己购买能力而减少开支，增加存款的消费者，放弃了对这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购买，从而使得政府拥有可以修建公路的资源。

由此，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写下这样一段话：“颠覆现有社会的最有效，同时最不易被察觉的方法就是，大量印制流通货币。这样做既不会违反各种经济法规有关扰乱经济秩序方面的条款，又不会被大众所察觉——100万人中也不会有1个人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增加的货币量和记入联邦储备局账册的存款，只占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入总额的小部分。

通货膨胀可以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为政府增加收入。由于通货膨胀的发生，人们的收入水平随之增长，进而符合了更高一级所得税税率的要求。公司的收入水平由于无法扣除更多的折旧费用和其他相关成本，也出现了虚增的情况。一般说来，如果在通货膨胀率为10%而相应的收入增长率也为0%的情况下，联邦的税收就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为了跟上大部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从而，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就能够做出一种试图减税的假象，而他们真正在做的不过是避免税负过快增长。每年，国家都在讨论怎样“减税”，但是税负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实际税负其实是在不断增长——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64年的22%上涨到1978年的25%；各州及地方政府的这一比例从1964年的11%上涨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为政府增收的第三种方式是，帮助政府偿还部分债务——或者说，自动免除了部分债务。虽然政府借入的和偿还的都是美元，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发生，它所偿还的美元的购买能力要低于它借入的那些美元的购买能力。如果在借款期间，政府为通货膨胀而支付给债权人足额的利息，那么政府就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获得收益。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不会这样做。储蓄国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假设你在1968年12月买进一份储蓄国债，持有至1978年12月兑现。在1968年，你可能以37.5美元的价格购入面值为50美元，期限为10年的储蓄国债，然后在1978年兑现时获得64.74美元（因为在此期间，政府为了抵消部分通货膨胀的影响，提高了利率）。但是1968年37.5美元的购买能力相当于1978年70美元的购买能力。你不仅仅是损失了5.26美元的购买能力，此外，你还要为名义收入和支出的差额（27.24美元）缴纳税金。所以整件事的结果就是，你不仅向自己的政府借了钱，还要向政府支付额外的费用。

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同样意味着，尽管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和债务危机一年比一年严重，但是从购买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债务的增长量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多，而且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1968~1978年，联邦政府的累积赤字高达260亿美元，但是其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从1968年的30%下降到1978年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