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梁惠王艰难的时刻前去游说，却遭到梁惠王、襄王父子的慢待，正面说明了梁惠王父子二人在求贤方面有着自己的傲慢，侧面则表明了孟子选择的时机不对。

梁惠王原称魏惠王，只因商鞅年轻之时在魏国寻求发展受到了魏惠王轻视，等到商鞅在秦国取得成绩之后，说服秦王前来攻打魏国。最终设计赢得了胜利，迫使魏惠王割让河西之地求和并迁都，这才有了梁惠王之称。

孟子在游说梁惠王的时候，魏惠王在于齐国的交战过程中损失了庞涓，同时太子申也被俘虏。多面受挫的魏惠王，正准备奋发图强，寻求各国人才前来大力发展国力，从而报仇雪恨。

孟子前去游说梁惠王的时机，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论学说并不适合那个时候魏国的情况。孟子的仁政主张，相信梁惠王早有耳闻。因此，在他们见面的时候，梁惠王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与客气。

孟子没有遮遮掩掩把这种轻蔑进行修饰，而是直接在他的文章之中如实体现记录出来。梁惠王见面直接就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直接称呼孟子为“叟”。

这是孟子或者孟子弟子在《孟子》里的记述，而司马迁在写到梁惠王的时候，也记录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况。

司马迁是这样写的：“寡人不佞（我真是没有才能）打了三次败仗，儿子被齐国俘虏了，得力战将被*了，国家现在非常空虚，实在愧对祖宗与国人，我自己感觉 很愧疚。”

先做了一些自我介绍与放低姿态，然后开始询问孟子：“老先生，你千里迢迢辛苦来到我国，实在是我的荣幸，不知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国更加有利啊？”

从《孟子》与《史记》这两部作品的记载，可以发现司马迁的记叙，更符合人之常情。如果仅看《孟子》里的介绍，可以发觉梁惠王是一个一点礼貌都不懂的人。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梁惠王在那个时候是极力希望得到人才的助力。

在孟子的记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惠王思想的变化，从对孟子仁政的难以接受到慢慢地可以接受，这正是游说的结果。

很不幸的事，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梁惠王即将按照孟子的思想进行变革时，他却去世了。

梁惠王的儿子继位，也召见了孟子。孟子的感受，同样很差，这在他的文章里也体现了出来。孟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望之不似人君这一句比喻，自古以来被很多人引用。这句话如果从普通老百姓嘴里说出来，可能会说“看他不是个好东西”、“看他不是个好人”，可以感受孟子当时的气愤有多强烈。

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在学识与威望方面有着独特的国际地位。而儒家一直主张“君君臣臣”的思想，孟子却说“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一位新国君，终于有了机会成为了一个王，那个时候必定是最为得意之时，怎么会有“畏”呢！难道见一位国际知名游说人员，就得表现出有所“畏”？

孟子记载说：“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因为有了见梁惠王的先例，孟子在形容这父子二人的文字，是否可信，真的要打个问号？

孟子在记载梁惠王时，还有个“叟”的称呼，虽然不知道这个“叟”在当时的确切意思，但无异乎“老头”、“老先生”这些意思。而到了儿子这里，直接没“叟”，上来就问“怎么定天下？”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学泰斗，在遇到初出茅庐的小王时，受到一些不尊重，发发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形容这父子二人，确实有些不着边际，不合情理。

既然小国王问了，孟泰斗就得回答，还不能不礼貌回答。一是因为自己前去求职，必须客气；二是因为自己在国际上是有威望的权威人士。因而孟子客气地告诉梁襄王，只有一个不喜欢*人的人才能定天下。

作为战国时代，之所以称为战国，就是因为战争，不*人就不会战争，也就不叫战国。自孟子说过这句话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历史证明这句话不仅是错的，而且没有实现过。也许自人类学会*人之后，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去定天下了。

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确实很完美，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不实用。特别在那个以战成名的时代，更何况当时梁惠王接连打了三次败仗、太子也曾被俘虏、战将被*。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处在一种消极的状态之中，需要一位鼓舞人心的实战派，来带领大家一起向前继续奋斗。

孟子的理论学说没有错，孟子前去求职的时机也没有错，但他提出自己理论的时机不对。如果能够先富国强兵，待到报仇雪恨后，再提出仁政，梁惠王、襄王父子定当有不同的态度，孟子也不会如此气愤，用“叟”与“不似人君”来形容这父子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