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说起《列子》来，很多人会一脸茫然：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说起它目前的署名者列御寇，很多人更是一脸茫然：他是谁？有这样的疑惑，很正常，毕竟，在春秋战国群星璀璨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列御寇和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为后世熟知的思想“精英”、“大腕”们比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出名。《列子》与《老子》、《论语》等影响后世数千年的巨著比起来，也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但就是这样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不甚为人熟知的人和文献，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老幼咸知的成语或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高山流水、两小儿辩日、响遏行云、纪昌学射、余音绕梁（以上皆出自《列子·汤问》）、杞人忧天（《列子·天瑞》）、歧路亡羊（《列子•说符》）、疑邻盗斧（《列子·说符》）……

愚公移山雕塑

可是，你知道吗？从古至今，关于《列子》的撰作者问题，却一直争议不休。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列子究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人物？以及《列子》真是春秋时人所撰，还是魏晋时人托名伪作等问题。

列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神话、寓言虚构的人物，先秦秦汉时期撰作的若干典籍的记载，引起了后人的争议。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史记》等，皆提及老聃、庄周、墨翟、惠施、慎到等众多先秦诸子，却都没提到列子；《庄子·内篇》甚至将列子描画成一能“御风而行”的神仙。类似的记载，难免引发后人的疑窦和争议：他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神话故事虚构出来的人物？

不过，很多文献，包括若干严谨的历史文献，如《管子》、《晏子》、《墨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都提到过列子及其事迹。如《吕氏春秋·审分览》记载，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子列子贵虚，孙膑贵势。老聃、孔子、墨翟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吕氏春秋·审分览》的作者既然将“子列子”与上述历史人物合称，自必有确凿的证据。他对列子的事迹和学说，当有所了解，因此才能著于笔端。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

既然列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为什么前述《庄子》、《荀子》等文献没有提及他呢？如《庄子》一书提及列子10余次，却唯独在《天下》篇中未提及列子，学者推测原因如下：

第一，《天下》篇非庄子亲撰，而是庄子后学附益所成，他们可能对先辈列子不熟悉，故未著于笔端；第二，此篇胪列各学派代表人物，道家已有老子、关尹、庄子等“声名显赫”的代表人物，名声稍逊的列子，可能就被有意或无意地“无视”了；第三，《天下》篇虽未提及列子，但也没有提及孔子。若依此篇未提及者皆为虚构的逻辑，难道能说孔子也是神话或寓言虚构出来的人物吗？

《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墨翟、慎到、子思、孟子等十二人的学说提出非议，却未提及列子，有人即据此否定列子的存在。却未曾注意，《荀子》此篇也没有非难孔子、老子、庄子，难道也可以据此否定孔子、老子的存在？所以，以某些文献未记载某人，即否定其真实存在的做法，无疑是简单和错误的。

荀子塑像

那么，列子大致是什么时代或年代的人呢？西汉学者刘向说他与春秋时郑国第九位第十一任君主郑穆公（生卒年：前648年―前606年，在位年：前628年―前606年）“同时”，很多文献却记载他与春秋末道家重要代表人物关尹有交集，《列子》一书中又有春秋末史事的记载，这些说法岂不相互矛盾？《庄子》记载，列子曾向关尹请教有关“道”的问题。则列子的年龄，当与关尹大致同龄或稍晚；关尹又以老聃为师，孔子也曾问道于老聃，则列子大致与孔子同时。如此，列子当是春秋末或战国初人。刘向之所以记载他与郑穆公“同时”，或许是刘向记载有误，或者是后人抄录刘向著作时产生讹误所致。

《列子》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列子》八篇。”班固自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正史文献目录中，都著录有此书。这说明，《列子》一书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自汉代迄宋代，历代皆有传本存世。

那么，《列子》究竟是否如西汉末学者刘向所说，是春秋时期的列御寇撰作的呢？从古至近代，历代众多学者，如唐代柳宗元、南宋的朱熹、明代的宋濂、清代的钱大昕、近代的梁启超及胡适、现代的任继愈等，纷纷撰文，分别从《列子》的内容、编撰体系、思想倾向（掺杂有大量佛教思想）、引述史实、古籍对比等角度，否定刘向之说，且斥此书或部分内容为东晋时人伪作，且托名列御寇。

梁启超先生的老照片

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曾说：“生在某一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尽管古书的伪造者在竭尽全力地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这种侵袭不但是不自觉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能自觉的。”基于此思路，杨伯峻先生没有象以往学者那样，去分析、比较《列子》中的思想、史实等，进而判断其撰作时代，而是独辟蹊径，他发现《列子》一书中“舞”、“都”、“所以”等词语的使用，与先秦时人用词习惯，迥然有异；与魏晋时人的用词习惯，却多有相同相近之处。这就足以证实《列子》一书确系汉魏以后人托名的伪书。

杨伯峻先生与《列子集释》

此后，很多学者，如刘禾、振亚、王东等，继续沿循杨伯峻先生的思路，从《列子》一书中，又寻找到许多与先秦时人用词习惯不同，而与魏晋时人用词习惯相同或接近的词汇。《列子》系魏晋时人托名伪撰之说，似成定论。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马达先生则根据《列子》所载“火浣布”、“皇子”等词汇，否定以往诸多学者据此推定《列子》为魏晋人所作的成说，认为这恰恰证明《列子》确是战国时人所作。他还提出：《列子》一书中虽有列御寇自撰的内容，但大部分为列子后学所撰。他进而提出，杨伯峻创立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判定中国古籍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的方法，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使用；滥用这种方法，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有害的，特别对先秦古籍的鉴定，尤其要慎重。这一说法，与我们今天依据考古发现的简帛文献，认识到的先秦文献成书规律，大致吻合。

半个多世纪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时期的竹简，如定县汉简、郭店楚简等，进一步向我们揭示出：先秦时期的文献成书过程与规律，与后世截然不同；一些直至秦汉时期才著之于竹帛，或者有的文献虽在先秦时已有文字记载，但秦汉魏晋时人却不断对其增删损益，导致一些后世的思想、观念、术语等，羼杂其中；导致某些文献，无论是思想、内容、面貌，皆呈斑驳陆离之态。若单纯的依据后世，乃至今天的文献撰作成书的过程和规律，去衡量、评断诸如《列子》等先秦古籍，极易得出其为后人伪作的结论，进而批判、否定其价值。故判断古代文献撰作年代，尤需慎重。

此外，《列子》中记载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其蕴含的精神，如坚忍不拔的“愚公移山”，不畏权威，有浓厚的怀疑、探寻真理的“两小儿辩日”，学习要刻苦坚毅，持之以恒的“纪昌学射”，等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思想，值得我们传承和借鉴。

1.（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 振亚：《从语言的运用角度对〈列子〉是托古伪书的论证》，《四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4.王东：《〈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6期。

5.马达：《火浣布·皇子·魏文帝——兼论〈列子〉非魏晋人所作》，《衡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6. 马达：《从汉语史的角度论〈列子〉非魏晋人所伪作》（上、下），《枣庄师专学报》1996年第2、4期。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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