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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是真穷啊

郭德纲的前半生，写满了这样的辛酸故事。

他是天津人，7岁学艺，天赋、才艺在相声界都是顶尖的。

但30岁之前，他活得狼狈艰辛。

郭德纲曾经三次去北京，希望大展拳脚，出人头地。

第一次，他15岁，考上了北京的文工团。他感觉离梦想很近了，渴望成为体制内的相声演员，端上铁饭碗。

但在文工团干了很长时间，他一直是个打杂的，端茶倒水搬桌子，根本没机会登台。

无奈，他回了天津。

两年后，他不甘心，第二次去了北京，带着100块钱，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一天15块。

他每天去找之前认识的朋友，希望有人收留他，帮他一把。

但是，没有。

四五天后，100块花完了，他只好又回了天津。

到1995年，22岁的郭德纲第三次来到北京，这回，他打定主意不走了。

他在郊区租了间八九平米的小平房，一个月150块钱，除了一张床，连放桌子的地方都没有。

没有说相声的机会，他就坐着马扎，趴在床上给人写剧本，收入寒酸，吃不饱饭。

那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张大桌子。

为了省房租，他常常搬家。

房子越搬越远，日子越过越穷，交不起房租是常事。

他至今还记得有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实在交不起房租了。房东来了，在门外咣咣咣砸门，连踢带骂，他躲在屋里不敢出声。“不敢开门，开门出去你跟人说什么呀。不是不想给，是真没钱。”

等房东骂够了走了，他才敢半夜悄悄翻墙出去弄点吃的。

后来，郭德纲好不容易找了个唱戏的活，离住处有20多公里。

他每天早上蹬着辆破自行车去赶场唱戏。车胎上有个眼，每天上班路上要打三次气，但他不舍得花几块钱补胎。

后来自行车坏得不能再骑，他只好坐公交去。

郭德纲说，有一回演出结束，差不多凌晨两点了，公交早没了，他也没钱打车，只好走回出租屋。

他一个人摸黑走在偏僻的公路上，借着大车的车灯，扶着路边的围栏，抬头望见天上几点繁星，一弯残月，“心里难受极了，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凌晨4点，他才走到家，脚上已经磨得全是泡了。

郭德纲后来常在相声里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

一点不假。

0 3

郊县相声天王，还是穷

最艰难的时候，郭德纲创办了“北京相声大会”，就是德云社的前身。

他聚集了一伙人，在北京郊区租了个破院子，一伙人都在那吃住。

十几个人围在一个小桌子上吃饭，老郭有时甚至要站着吃。

吃的也简单，经常就是馒头和咸菜。

条件艰苦，连煤气都没有，大家烧柴火做饭，曹云金当时就负责烧火。

那可能是郭德纲最憋屈和迷茫的时光。

他空有一身本事，却怎么都找不到用武之地。

一位知名票友曾说：

郭德纲能真刀真枪地在台上手执鸳鸯板，打起鼓套子，跟着弦师唱正宗的西河大鼓书——这在当今的相声界没有旁人可以办到。

还有群口“腿子活”《卖马》，“其中秦琼的几句唱词，郭德纲第一句学余派、第二句唱谭派、第三句用言派，第四句又变成了麒派，之后又转到评戏、河北梆子……每唱一句台下便炸出一片叫好声。”

除了专业，郭德纲天赋也极佳，他反应敏锐，口才一流，吐字清晰，嘴上从来就没输过。

之前网上有个网友提问：

郭德纲和一个农村泼妇在街边骂街，谁的胜算比较大？

高赞回答是：

我猜那个泼妇会气绝身亡，而郭德纲也不会背上骂名。

我非常同意。

但人有时候，真是需要点时运的。

这世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有天赋，有努力，有梦想，有执着……万事俱备，只差机遇。

但机遇偏偏绕着他走，好像故意的一样。

郭德纲当时就是这样。

很长时间里，德云社的演出一直非常惨淡，根本没办法让演员们吃上饭。郭德纲不得不拼命赚外快来补贴德云社。

这时，于谦所在的剧团看上了郭德纲，让他跟着演出。

为了给郭德纲找个搭档，领导喊来闲了十年的于谦，说“你十年没给团里做贡献了，出来干点活吧。”

于谦当时也不知道郭德纲是谁，又对相声几近绝望，只是领导提了要求，他也不好推脱，勉强答应下来，想着“说几场就走”。

就这样，郭德纲和于谦开始了合作。

起初都是去农村演出，非常辛苦。

寒冬腊月，俩人六点就到团里集合，然后坐大巴车下到农村，一天演三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农村条件差，连舞台都没有，两台拖拉机斗对在一起，就算台子了。

冷风如刀，郭德纲和于谦里边穿上厚厚的军大衣，外边再套上肥大的长大褂，就这样一场场演。

这一演，就是整整两年，俩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郊县天王。

于谦觉得跟郭德纲合作很愉快，乐在其中，所以没有跑。

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跟郭德纲搭档，会成为他人生最正确的选择，让他摇身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相声艺术家”。

0 4

那天，就来了一位观众

郭德纲是真的爱相声。

为了养德云社，他写剧本、写书、做主持人、制作影视节目……什么都干。

这手赚了钱，那手就花在相声上。

德云社1996年成立，2004年之前始终在赔钱，“一个月动辄赔个八九千，有时候上万。”

8年间，德云社在大茶馆、中和、广德楼、天桥乐各个小剧场艰难辗转。

郭德纲规定，台底下就算一个人也得演。

结果还真赶上一回。

2002年的一天，在广德楼，天寒地冻，快开演了没观众，全体演员在门口往里喊人。

喊了半天，还真喊进来一位，戴一眼镜个儿挺高，可能是天太冷想进来暖和暖和。

到点开演，台下就这一位。邢文昭先上场说单口。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四目相对。

说到一半，那位观众手机响了，他特不好意思，对邢先生说：“对不起，我接一电话。”

邢先生停那儿巴巴等着。

接下来郭德纲上场，上去就跟他说：“你要好好地听！上厕所必须打招呼！我们后台人比你多得多，关上门打起来你跑不了！”

现在说起来都像段子，挺可乐的。但当时是真辛酸。

郭德纲说，他对那位观众感恩戴德，想找到他，“我要送给他一张终身有效的票，让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看我的演出，我为他说一辈子相声。”

慢慢的，德云社引起了一些老票友的注意。

有次，一个出租车司机给电台打电话，说“你们电台天天播些老相声段子，又不好笑，我们都听腻了。”

电台问他想听谁的相声，司机说“有个叫郭德纲的，在小剧场说相声，他的相声和别人的不一样，非常可乐。”

电台于是找到郭德纲，开始播他的相声。

慢慢地，郭德纲有了点小名气。德云社的观众也稍微多了一点，观众由七八个人发展到三四十人，有一次郭德纲专场，台下来了99个人，后台都乐疯了。

如果当时有个预言家，跟演员们说德云社会成为中国最大最火的相声团体，所有演出都座无虚席，网上的票被黄牛炒上天，一票难求……

他们肯定打死也不信。

郭德纲说：“我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管难成什么样，只要还想做我就做。”

有时候人的信念是很有力量的。

当你对一件事怀着坚定的信念，觉得“我活着就是为干这件事”，那你很大可能就能成事。

那些取得大成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

相反，你要是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想干嘛，干什么都是“试试看”的心态，估计这辈子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最后碌碌无为，泯然众人。

专注和执着，是成功之本。

0 5

那一天，他欣喜若狂

相声界是个很严实的圈子，讲人脉，讲师承关系。

郭德纲这个野生的外来户，就算有了那么一点小名气，也依然没多少生存空间。

那些年，他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相声界的师父，做他的仰仗，把他带进那个圈子，让他也成为主流的一员。

他拜访了很多名家，四处求人，点头哈腰地“求入门”。

但是四处碰壁。没有人肯收留他。

郭德纲后来提起那一段，也是感慨万千：

“我恳求你们收留我啊。那时候但凡一个有文化的人说‘让他来’，留在手底下当个马仔，我就认投了呀。

我愿意给你当狗，你不要，你怕我咬你，你非把我轰出去。结果我成了龙了。

生生是他们把我逼出来的呀。”

郭德纲有时会提到苏秦有句名言：使我洛阳有二顷良田，安能佩六国相印？

——如果我当初有那么半亩良田，又怎么会成了六国宰相？

如果当初郭德纲能在体制内有份正式工作，一个月稳稳当当两千块钱，又怎么能有今天？

所以有时候，苦难和艰辛真不一定是坏事，它把人逼到墙角，逼得你不得不奋起反抗，这一爆发，你反而可能成点大事。

郭德纲在苦熬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他此生最大的鸿运。

2004年，相声大师侯耀文发现了郭德纲，觉得是块好料，决定收他为徒。

郭德纲欣喜若狂。

在之前无数次被拒之门外后，他的心理期待已经非常低，但凡有个“文化人”收留，他就愿意去“给他当狗”。

而侯耀文，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人啊。

就好像一个高三的孩子，每次考试都倒数，觉得自己能上个专科就不错了。结果成绩一出来，北大。

哈哈哈哈哈。

郭德纲终于有师父了，还是个顶级的师父。

据说侯耀文决定收郭德纲时，反对声一片。

但他力排众议，执意收下郭德纲，他说：

“郭德纲会的传统相声，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的相声队伍应该扩大，应该团结，要给孩子一碗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