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分清“社会青年、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和老三届”吗？

最近，有一位关注我的公众号《上海古城记忆》的读者，在给我的留言中说道：“社会青年、支边青年、知识青年、老三届等概念不要混淆，也不能混谈。”

“老三届”这三个字，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一般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而出乎意料的遇见到“社会青年、支边青年、知识青年”的12个字，脑海中的记忆，立刻将我拉回到了六十年前的老上海了。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指的是1960～1969年这十年。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难忘年代。

也许只有今天六、七十岁的老人，才能勾起他们学生时代的那段难忘的记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将“社会青年、支边青年、知识青年和老三届”，这样的名称和概念，永远难忘的留在了我们的心间和脑海中。那些早已忘却了往事，又被渐渐的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帘之中。

因为我们曾经历过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深层次的内涵，我们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去想过或者思考过。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但它确实曾经是我们亲身目睹过的上海社会面貌。我试着简单的回忆一下。

社会青年

1958年，当年自己还是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那时，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落后的工、农面貌，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的气概。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这就是当年高举的“三面红旗”。

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办起了里弄的食堂，解放妇女让大家参加工作。甚至在上海城市的里弄里，都能大炼钢铁。记得那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十五年赶超英国”，这样的美好愿望……。

这一切的印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脑海里。

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外滩的小朋友们

然而天公不作美，处处捉弄我们。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让农业年年歉收。到了1961年，全国范围内的国民经济，普遍发生严重的困难，甚至波及到了当年还严格管控下的上海。

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当时上海的市面上的物质供应非常紧张，很多东西都要排队还买不到，而且价格也提高了不少。更让人揪心的是，那时一般的初中学生，读到初中毕业，一般就考技校或者进工厂、商店当学徒工了。三年的学徒工中，每月还有18块7毛的学徒工资呢，随后自然成了工人阶级或商业战线中的一员。

然而1961年的暑假之后，不少的初中毕业生，就遇到了毕业就失业的困惑。既没有继续上学的途径；也没有进工厂工作的机会……。一时间，很多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了闲荡在社会上的闲人了。

不知是谁发明了“社会青年”这样的称呼，为闲散在社会上的这些闲人群体，取了这样的一个专用称呼。

其实“社会青年”这里面的辛酸苦辣，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和忍受的。然而严酷的事实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让人无可奈何。

我也是那段“社会青年”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我的楼下邻居比我大几岁，当他从二十一中学的初中毕业以后，没有升学，也没有工作，自然成了整天待在家里的待业“社会青年”。在家闲呆了好几年后，才被房管局录用当上一名木工。在这段待在家里的时期，他成了当时所谓的“社会青年”中的一员。不过在这段时间内，他学会了拉二胡等民族乐器，还是有点收获的。

支边青年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外忧与内患。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上海面临的就业和升学压力更为严重，据说1962年的统计中，上海的社会青年有7万人左右，加上1963年夏季毕业不能升学的高中生和初中毕业生将达到11万人。针对沉重的城市就业压力和匮乏的物资供应，号召城市青年到边疆去成了当时的一个重要决策。于是，就有了十万上海支边青年“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屯垦戍边”的时代壮举。从繁华城市到荒蛮边疆，当年的上海青年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

据说那是1962年的夏天，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先生，赴地处新疆的塔里木地区视察工作。王震发现了新疆农垦队伍梯队建设有不合理的问题。当时参加新疆农业开垦工作的人员，主要是由老红军和老八路以及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革命军人等构成的。他们的优点是作风顽强，意志坚定。然而他们的文化知识却普遍不高。而且队伍构成较为单一。长久下去不利于垦荒事业的持久而科学的发展。后来虽然有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入兵团工作。但由于他们大多缺乏文化知识。故仍未能根本解决兵团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

考虑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今后的长远发展，急需大量富有活力的支边青年，党和国家在上海进行了赴新疆支边的动员和号召。另外，革命理想以及成长成才的个人发展，也是促使广大上海青年赴新疆参加建设事业的主观因素。

共和国的领袖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看望、接见他们，并给予深切的期望和业绩的肯定。

周总理在新疆会见上海支边青年

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总场二分场一条树冠交合的林带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陈毅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杨永青、雍凤兰、孙贵娟、卓爱玲、郑月华、陈雪琴等11人。并发表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著名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著作，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

1965年10月10日贺龙副总理在喀什与上海支边青年代表亲切交谈

知识青年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知识青年”这样的词语。曾经的“知识青年”被“立志下乡上山，参加建设新农村”的热潮之中。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就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

人民日报关于“知识青年”的社论文章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兵，就是“董加耕”了。1961年5月，董加耕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他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千千万万青年的行为。

1961年夏天，董加耕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

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

从此“知识青年”，成为同学从中学毕业以后，走向广阔的农村天地干革命的康庄大道。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于是*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上世纪60年代后期，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随即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

特殊年代的“老三届”

如今大家常说的“老三届”，是特指1966年至1968年，这三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他们这批学生到了应该毕业的年代，都没有毕业，被继续留在了学校里，去进行“文化”大革命，成为那个年代比较特殊的“在校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位“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

当年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让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这三届的初、高中的毕业学生，通通留在了学校里。到了1968年的秋天，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并由此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即1969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同学领到毕业证书。但不同的同学，却都收到了一份不同的分配通知书。这里有上海和外地的工厂的工矿录取通知书；也有上海市郊和外地上海农场的职工通知书；更有去外地农村插队落户的通知书……。

这种奇怪的毕业离校经历，也许因为只有我们老三届的同学，才亲身经历过，所以才有了“老三届”这个特殊而奇怪的学生群体的称呼，它前无先例、后无再续。

尽管这里面充满了说不尽的甜酸苦辣，但我们都好好的走了过来，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

如今“老三届”最小的年龄，也要近七十了吧。他们不但早已退休，还都成了爷爷、奶奶辈的人物了。想必大家的晚年的生活，还是非常快乐和惬意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人民公园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它特有的社会青年、支边青年、知识青年、老三届，都让我看到和遇到了。那段难忘的记忆和往事，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过的。这里有心酸、也有乐闻，但我们还是怀念那个年代。

整个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它让我从一个小学生，进入中学读了三年的初中和五年的高中的中学生涯。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学生时代。曾经的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也是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自己学生时代经常会去踏青、游玩的地方。但你是否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公园，与今天的人民公园，那可大不相同。蓝天白云下那弯弯的小河流水，让轻舟荡漾着学生们，显得那么的高兴和愉快；大草坪上的集体照，留下了我们那时的笑脸；小山坡的树林中，到处留有我们那个时候的身影……。这一切让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曾在那里度好度过的美好时光。曾经的人民公园，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乐园，尤其是上面照片中的园景，更让我们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