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文

“平成”是什么？也许在这里应该有一点说明，其实即使对很多日本年轻人来说，他们也开始习惯了公元纪年。“平成”这个年号是日本第125代天皇的年号，而所谓的平成时代，是指1989年1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这段时间。显而易见，平成是刚刚翻过去的一页，犹如来不及告别的昨天，从中我们又能得出什么？对于长期关注日本近现代史的日本作家保阪正康而言，在所写《平成史》中，面对平成时代与更早一点的昭和时代有何不同的问题，也不由自主涌起了一种空虚，这背后也隐含对于时代变迁的孤独感与寂寥感。

这些情绪，也凝结在《平成史》之中。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情绪，更是时代精神的集体记忆。保阪正康是我很喜欢的日本作家，1939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采访过很多重要人物，梳理出很多历史经纬，写过《那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昭和史的教训》、《东京审判的教训》等书。在这些书中，有战争，有英雄，也有小丑，有伟大的成功，也有巨大的失败，可以说见证了日本在近代的挣扎与转型。对比之下，我刚看到《平成史》难免有点失望，感觉书中，未免有些平淡甚至可以说淡而无味。这小部分是因为这本书是作家的专栏集，更大的原因，或许在于平成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平淡吧。

你也许听过一句话，“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明治、大正、昭和、平成是日本国近代以来的四个年号，分别对应四位天皇，覆盖了日本现代化以来150年变化。这句话的含义，是对应不同时代风貌。众所周知，明治时代（1868-1912）是维新志士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正时代（1912-1926）最短，是日本民主化一度灿烂的小阳春；最有意思的似乎是昭和时代（1926-1989），跨度最长，故事也最多，是日本经历二战以及战后转型的挣扎时代；至于平成，几乎与日本进入泡沫后经济时代同步，整个社会情绪也最为低落，历史变化似乎也最小，公认是一个缺乏戏剧性的时代。

谈论平成时代，55年体制的结束、政治生态的变化、关东大地震、奥姆真理教事件、格差社会（不平等社会）、所谓“自虐”史观批判以及右倾抬头等等现象，固然重要，但是天皇制，其实是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关键一环。天皇制为什么重要？回答是，这是理解现代日本社会变迁的关键钥匙。天皇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象征，不仅是日本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昭和时代到平成时代变迁的重要体现。这也是《平成史》的一个主线，正如保阪正康所言，在近代日本要确认其所处的时代，一个核心点就是看人们怎么看待天皇——天皇大众形象的变化，往往和天皇本身无关，但却体现了时代的推动力。

如果身处大正时代，那么在人们的谈话中，在讨论明治天皇时候，或许能够感到国家军事化的倾向；如果身处大正时代，在人们谈论大正天皇尤其他的身体状况时候，也许也引发对于国家软弱的感叹。

至于昭和时代，日本战败时，日本人第一时间知道这一消息，是通过昭和天皇的广播，也就是所谓玉音放送，这也是国民第一次听到昭和天皇的声音。而战后，在美军推动下，天皇从神的位置走向了人的位置。到了平成时代，天皇更是以平民化的身份存在，多数日本国民都对于美智子皇后感到亲切。对比之下，以前皇后名字其实很少人知道。平成天皇也和其他天皇不同，他主动提出生前退位，为了获得公众支持，这一消息也是在2016年通过电视讲话传达。

值得注意的，平成天皇在这次电视讲话中，提出“作为个人”的表述，也明确否定了日后摄政的可能性，最后则是直接喊话，希望国民理解自己的心情。保阪正康指出，这三点在昭和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战后民主化风潮中，天皇制曾经被认为是落伍的产物，但今天更多人会视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核心即天皇的变化，其实也体现了日本社会的人心变化。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心态也许可以做一个代表。

她年轻时候，思想“左”倾反对天皇制，理由其实和不少人日本一样，觉得天皇制跟民主主义的原则相冲突，而且昭和天皇对战争给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没负责任。年长以后，她想法也有所变化，“虽然对天皇制并不是无条件赞成，但是传统有传统的意义，一旦废止了再也不可能恢复，既然如此何不珍惜。”其中，明仁天皇、美智子皇后作用也很大，可以说他们传递的和平信号也得到世界认可。新井指出，他们为了慰问战争中的受害者，远路去交流、悼念、祈祷，“两位对日本这国家肩负的责任感，显然没有一个政治家比得上。”

如今，日本皇室也面临人丁凋零等问题，和整个日本的不明确前途也呈现隐约联系，新井一二三感叹，“皇室的现状，越看越像战后宪法所定义的天皇地位：国民统合的象征，不是吗？”

平成时代是平淡的，不过如果就此评价平成时代一无是处，或许是错误解读了历史的信号。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或许有很多改变历史的英雄人物或者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悲剧，但是这样的时代，对于身处其中的多数小人物，未必是幸运。昭和时代的日本，前半叶更是复杂，既给别的国家带来了战争的伤痛，自己国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平成时代的日本，看起来经济萎靡，在国际舞台存在感不强，政治家也屡屡被批判“劣化”，好像少了昭和时代的精英官僚以及政治伟人的加持，但是平成是走出昭和时代的转型期，恰恰是日本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时间窗口，一个日本正常化的时代；在这样的变化下，伟大人物并不是必须，国民的福祉逐渐被视为第一位。

那么应该如何书写平成历史呢？当代人写当代史，优点和缺点都有，一方面亲身经历，各种见闻可以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也因为身在其中，缺乏后来者的全知全能，对于很多历史转折点反而漫不经心，缺乏整体把握。反过来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历史研究缺乏对于当下的投射与关怀，其实也很难激发读者的热情与关注。谈论平成时代不容易，某种程度上，都是和昭和时代作对比，甚至可以说是在努力褪去“战后”印记——正如保阪正康所言，以昭和为因，以平成为果。

说回平成的年号，新井一二三当年听到，第一反应就是不习惯。“平成”两个字，取自中国典故，即古代《史记》中的“内平外成”和《书经》中的“地平天成”。事实上，这不新鲜，和“明治”、“昭和”一样，甚至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据说200多个年号，都来自中国古籍。新井一二三甚至调侃，“可见，当日本人需要正统这回事，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国古典。”有意思的是，平成之后的年号“令和”，就是采用了日本典故，来自《万叶集》。

在日本走向正常化的时代，重拾自身传统和身份认同的冲动不言而喻。历史的评价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不同步，要完整评价平成时代，其实还需要时间，这是一个旧价值观退出、新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凸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平成时代的平淡也许是注定的，但是作为日本现代化转型的最后一环，这种平淡背后自有价值：平淡的小时代，也许是普通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