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说，出生在春秋时期的宋国，是一件令人郁闷的事。
是的，宋国是商朝之后，于周为客，可以不纳贡，可以行老礼儿，遵奉当年商朝的礼仪。但宋国毕竟是“亡国之遗”，是失败者的后裔，周朝不绝其祀，优待有加地把它供起来，又是立国，又是封公，一方面是遵循“兴灭国，继绝世”的古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周室的慷慨仁慈，宽容大度。
这种保护性的优待里面，即便有尊重的成分，也十分稀薄。
胜者为王，高高在上，失败者只能接受弱者的地位，被胜者安排，被胜者驱使，或者被胜者嘲笑，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至迟从春秋后期开始，嘲笑宋人，拿宋人开涮就成了一种风尚，各种关于宋人的段子层出不穷。这些段子，少数堂而皇之出现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史书里，多数被搜罗进《韩非子》《吕氏春秋》《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列子》等诸子书中。虽然这些古书并非专门嘲笑宋人，它们时常也讲讲齐人、郑人、杞人（杞乃夏朝的“亡国之遗”，命运与宋国十分相似，关于杞国的一个著名段子是“杞人忧天”）的笑话，但和宋人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
河南商丘，宋国故城
在中国有两个知名度极高的成语，“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兔”，堪称段子中的极品。
“揠苗助长”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守株待兔”出自《韩非子·五蠹》：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在这两则经过高度提炼的段子中，主人公都是宋国的农民。如果说“守株待兔”这样的事多少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揠苗助长”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农民天生与土地在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五谷禾稼的生长有如太阳东升西落一般，早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基本的常识，绝无可能出现“予助苗长矣”这类蠢事，除非他缺心眼儿，是个傻子，这涉及到智商问题。
实际上，诸书嘲笑宋人时，出发点多数与智商无关，他们嘲笑的是宋人的迂腐、不知变通、幼稚、鲁莽等所谓的人生智慧，“守株待兔”是其典型代表，与此类似的则不胜枚举。
比如，《战国策·魏策》中说，有一个宋人，外出求学三年，回家后整个人都变了，见了老母亲竟然直呼其名。他妈很诧异：你学习了三年，怎么越学越糊涂，连妈也不喊了？此人振振有辞地回答：世间贤人莫过于尧、舜，万物之大无过于天、地，尧、舜、天、地，我不都是直呼其名吗？母亲你贤不如尧、舜，大不过天、地，我当然要喊你名字了。他妈长叹一声：学来的东西，难道你要全部照搬不误？就算要照搬，妈还是要喊的吧！
在《吕氏春秋·淫辞》中，这种迂腐和不可理喻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有个名叫澄子的宋国人丢了件黑色衣服，他就跑到街上去找。找着找着，忽然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走来，他上前一把抓住那女人，要脱掉她的衣服。女人说：你干嘛？他说：我丢了件黑衣服。女人说：你丢黑衣服关我什么事？我这件衣服是我自己做的。丢衣服的人不耐烦了：哎呀，赶紧把这衣服给我吧，昨天我丢的黑衣服是纺丝的，你这件不过是单面的，用单面的抵偿纺丝的，你可是占了大便宜啊！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不知道那女人是否抽了澄子一个嘴巴。
诸书之中，最喜欢嘲笑宋人的是《列子》。
在《列子·杨朱》中，一个穷困潦倒的宋人，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却在晒太阳时感受到了莫大的舒适，以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不过如此。他对自己的老婆说，如果把晒太阳所得之享受献给国君，或许能得到重赏。
而在《列子·说符》中，一个在街上闲逛的宋人捡到了一张借条，他喜不自禁地拿回家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跑去告诉邻居：我要发财了！
显然，这张借条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财富，就像那位晒太阳的宋人无法从国君那里得到任何奖赏一样——事实上，他连见到国君的可能性都没有。《列子》借此嘲讽宋人的无知和愚蠢，其辛辣程度丝毫不亚于“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
那么，东周列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何要嘲笑宋人呢？
商丘，阏伯台
正像前面所说，宋国是弱者，遭受强者们的嘲笑是它的宿命，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宋国虽然是周室的封国，但因有“为客”的特权，得以保留商代的许多文化、礼仪、习俗。这特权本身就让其他诸侯眼红，所以，但凡宋人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都成了其他国家挖苦、嘲讽宋国的理由。他们把宋国视为异类，想尽办法编排宋人——有可供嘲笑者，则大肆嘲笑，没有可供嘲笑者，就创造条件去嘲笑，最后势必出现如下情况：把发生在别国的蠢人蠢事也挪借到宋人头上。
段子就是这样产生的。
被视为异类的宋国，只能无可奈何地成为其他诸侯批发段子的集散地。
公元前7世纪中期，宋襄公子滋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被嘲笑、被视为异类的国度，而他的人生也因此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成为一连串段子的诡异组合。
关于子滋甫的第一个段子，出现在公元前652年。
这一年冬天，在位三十年的宋桓公子御说被一场疾病击倒，他清晰地感觉到了死亡的日益临近。当子御说准备把国君之位传给太子子滋甫时，子滋甫竟然推辞不受，他说：目夷年长，而且素有仁爱之名，不如把君位传给他吧！
此事非同小可，子御说自然十分惊讶，但子滋甫言辞恳切，再三请求，子御说只好把公子目夷找来，说要把君位传给他。
目夷字子鱼，是子滋甫同父异母的哥哥，他闻听此言，连忙拒绝：能以国相让，还有比这更能称为“仁”的么？仅此一点，我就自叹弗如；况且，舍嫡而立庶，不合国家的礼制和习俗，我不能接受！说完，子鱼逃也似的退了出去。
事情至此，已经别无选择，宋国国君之位非子滋甫莫属，任他再如何推辞，子御说都不可能再改变主意。
商丘，阏伯台
第二年，即公元前651年春天，宋桓公子御说辞世，子滋甫即位，是为宋襄公。
此年夏天，正当丧服未除之际，子滋甫忽然接到消息，齐桓公姜小白要在葵丘大会诸侯，盛情款待天子的使者宰孔。子滋甫不敢怠慢，他把国家政事交由大司马子鱼全权处理，然后收拾行装，赶赴葵丘之会。
正是这次戴孝赴会，引起了后世无数人的口诛笔伐：你不是对国君之位没那么大兴趣嘛？你不是要让贤嘛？怎么现在这样急切地跑去参加诸侯大会？为了取得霸主和诸侯的认可，连给老爹戴孝这样的大事都不放在心上，你这么着急干吗？莫非……你所谓的“让贤”仅仅是做个样子，真正的目的是捞取“仁义”的名声？
在一个为争夺权力不惜骨肉相残的时代，子滋甫让贤的举动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子滋甫能够穿越时空和未来世界的人展开辩论，他可以轻易找到辩护理由，令质疑者哑口无言：如果让贤是表演，表演一下意思意思也就算了，为何他要“再三请求”？万一子鱼答应了，又当如何？须知，宋桓公子御说已经答应了子滋甫的请求，只要子鱼一点头，下一任宋国国君就会变成子鱼。
因此，子滋甫让贤的诚意是可信的，而且让贤也并不说明他对国君之位没有兴趣。退一步讲，就算他真的没有兴趣，可是一旦他坐上那个位子，维持国家运行的一整套机制就会发生作用，推着他向前，迫使他去履行一个国君的职责。只要他不是一个弱智或者无可救药的暴君，那么这个国家起码可以沿着既有的路线走下去，而不至于出什么大的乱子。
子滋甫从父亲手中继承的这个国家，从地理位置而言，与西邻郑国十分相似。两个国家都处在中原华夏世界和南方楚国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国都四周又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军事屏障，极易遭到攻击。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宋国也和郑国一样，面临着一个“站队”的问题——当华夏世界和南方的楚国发生冲突时，该站在哪一方呢？
郑文公姬捷是一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没有原则，谁更加强硬，更有威胁，他就站在谁的一方，所以数十年来郑国时而追随齐国，时而投靠楚国，随齐时楚来攻，投楚时齐来伐，反反复复，少有宁日。宋桓公子御说恰恰相反，他在公元前680年由于背叛北杏之盟，遭到齐、陈、曹联军讨伐，此后便一心一意追随齐国，再未作出任何背叛齐国的事情。至于霸主姜小白发起的各种行动，宋国几乎无一例外全部参加，成了齐国最忠实的盟友。大树底下好乘凉，正是因为宋国奉行了铁心追随齐国的外交路线，子御说在位三十年，宋国局势稳定，基本没有遭到外敌的侵袭。这几乎是宋国历史上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左传·僖公八年》书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追随齐国已经成为宋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子滋甫深谙其中道理。所以在姜小白一生中最重要的葵丘之会，子滋甫必须参加，哪怕因此遭到别人的质疑和冷眼。
在此后的几年间，子滋甫严格遵循着乃父制定的这项基本国策，唯齐国马首是瞻，但凡姜小白召集的活动，从不缺席：
公元前651年秋天，参加葵丘之盟；
公元前648年，为卫国修筑楚丘；
公元前647年，与齐、陈、卫、郑、许、曹会于碱（卫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市东）；
公元前646年春，为杞国筑缘陵；
公元前645年春，与齐、陈、卫、郑、许、曹会于牡丘（在今山东省聊城市东）……
子滋甫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仁义的名声和对齐国亦步亦趋的追随，使他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姜小白去世之前的某一年，他担心自己身死之后儿子们会因争权而大打出手，因此和管仲商议，把太子姜昭托付给了宋襄公子滋甫。
子滋甫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此前，他或许连想都没有想过。
甚至可以说，姜小白此举成了子滋甫国君生涯的转折点。
一股强烈的激情裹挟着子滋甫，令他欲罢不能。
（待续。文图俱为原创，盗用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