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式组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并不是毫无攻克方法。深入掌握海星式组织的核心特性——去中心化，就能掌握战胜海星式组织的方法。
长途运输信息中心与人们日常看到的那些书店并不相同，即使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也是如此。1995年11月的一个晚上，15个人聚在了信息中心的里屋。这群人真是风格各异：他们中有二十几岁的学生，有英国人，有朋客摇滚乐手，还有一个看上去更有可能在特百惠促销活动上出现的女人。这些人逐个进行了自我介绍，尽管听上去背景各异，但大家对保护动物权利都有着共同的热情。
等大家自我介绍完了，只听到其中有一个叫斯盖的家伙说道：“咱们该谈谈正事了。”斯盖很清楚他们正在做什么。斯盖身高5英尺11英寸[1]，留着剪得很整齐的金发，身着法兰绒衬衫，看起来既像大学生，又像伐木工人，还像野外向导。就在几天前，斯盖坐火车到了伯克利，确切地说应该是坐货车到的。他在俄勒冈州南部的一个修车场跳上了那趟货车的甲板，中间又换了几次车，还停下来几次去探望过一些朋友，最后到达了伯克利，这趟旅程花了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听到他开口讲话，会场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只见斯盖在一张破旧桌子上摊开一张地图，开始教屋里的人如何读图。他也讲了一些罗盘导航原理以及扬声器等破坏狩猎工具的用法。是的，这些人打算在狩猎季节去阻止那些猎*野生动物的活动。这些人会穿着色彩鲜艳的橘黄色夹克尾随狩猎者一直到狩猎者发现猎物。然后，就在狩猎者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这些人会突然打开扬声器发出很响的噪声把即将遭到猎*的动物吓跑。
听完这些讲述，那位家庭主妇开始变得有些担忧，她问道：“但是，如果那些狩猎者向我们开枪呢？”看来斯盖早就预料到会有人这么问，他答道：“这正是我们要穿上橘黄色夹克的原因，他们不会朝你开枪，否则他们就是谋*犯。”但这个女人看起来并没有完全消除担心，当她回味着刚才斯盖说的话时，她看上去仍旧忧心忡忡。斯盖从不告诉人们他姓什么，每当他来到一个新地方时，他就要适应新环境。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很自然地就融入这种狩猎破坏者的角色中，而有些人却始终不能进入角色。但斯盖从未说过什么泄气话，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让这个群体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这些成员通过行动最终能够发现到底谁适合这项活动，谁不适合，以及什么行动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斯盖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像一个团体的组织者，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完美的触媒式人物的范例。每当斯盖来到一个观念较为进步的小镇，他首先会和当地保护动物权利的活跃人士联系。找到这些人通常并不难，每个大学城至少会有一个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其实动物权利保护活动的圈子不大，关系也很密切，不同地方的主要活动者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比如说，有人告诉斯盖：“当你到了伯克利，你就找迈克·詹金斯，他了解情况。”当斯盖来到城里的时候，他先和迈克取得了联系，并开始逐步了解迈克。如果迈克看起来人还不错，是个值得信赖的家伙，斯盖就会开始问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在决定着我们的活动呢？你们搞过CD吗？（CD指类似封堵大楼入口之类的非暴力反抗活动。）如果迈克赞成自己的看法，斯盖会问迈克还知道有谁可能对这项活动感兴趣。
在迈克的帮助下，斯盖可能会像在长途运输信息中心那次那样聚起一伙人来，再搞上一次破坏者培训活动。这些都是斯盖更大策略的一部分。斯盖会一个镇一个镇地逐个走下去，使各地的动物权利保护者彼此联系起来。这样，斯盖就建立了一个能够相互合作的关系网络——分散在各地的从事狩猎破坏活动的小圈子。这些正在参与保护动物的直接行动者，事实上就是动物解放阵线的一部分。动物解放阵线是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去中心化组织之一。
动物解放阵线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与长途运输信息中心那群人组成的圈子很类似的一个圈子。动物解放阵线的活跃人士早期闯进实验室释放那些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用改良式地铁把动物运送到新家去。当世界各地其他动物权利保护者听说了闯...
开始时，实验室人员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组织袭击了他们。而公众尽管并不是十分赞成动物保护阵线的非法活动，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些研究机构中的秘密的话，他们还是会很震惊的，说不定就会有人也想参与袭击。例如，在一次闯实验室行动过后，那些穿着黑色武士服的动物权利保护者就会到处散发宣传照片，照片中他们抱着一些刚被解救的小猎犬，而这些动物身上到处都是烧伤实验留下的伤痕。另一个例子是动物权利保护者公开了实验室研究者制作的一部内部录像，在录像中一个看上去很健康的灵长目动物反复遭受脑外损伤实验。而在这次实验后，研究人员不断拿刚才这只脑损伤动物取乐。正是这些血淋淋的照片和录像改变了公众的看法。
然而，时间会淡化人们对这件事的印象，在一些动物权利保护者把一整套实验设备损毁之后，实验室的研究员们开始反击，研究员们说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无视法律的狂暴行为。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介入调查，但是就像西班牙人进攻阿帕奇人那样，进展不大。动物解放阵线完全不同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过去惯于处理的那些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不能像过去那样擒贼先擒王，因为动物解放阵线就像海星，根本找不到“头”。让我们看一看动物解放阵线是怎么形成的就明白了：像斯盖这样的触媒式人物发起了一些圈子，而这些圈子广泛地组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动物解放阵线。他们之间主要在信息共享方面彼此合作，但每个圈子的行动还是由自己决定。当然，某个圈子的成功行动经常会鼓舞其他圈子里的人，给其他圈子提供借鉴经验。
人道对待动物协会的创建人，英格丽·纽柯克甚至出版了一本读起来就像系列电影《碟中谍》那样的主流著作。在书中，英格丽详细描述了动物解放阵线的动物权利保护者采取的代号为“瓦莱丽”的行动，包括她是如何卷入这次行动、怎么加入这个圈子，甚至如何闯进实验室的。纽柯克的书展示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信念，并提供了一个行动指南，这个指南能够指导人们逐步成为动物解放阵线的成员。从此以后，不少圈子开始以同样风格出版各自的非正式作品，向人们介绍如何展开行动（包括如何建立圈子，如何和实验室内部人员交上朋友，如何侦查，如何制订施压方案，等等）。
从此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没有了任何机会。当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也曾经设法渗透进一些新成立的圈子，甚至逮捕和宣判过一些动物权利保护者。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被逮捕或遭宣判的人恰恰被人们视为这场运动的英雄，这反而激励了更多积极分子加入动物解放阵线。对于实验室的研究员而言，他们意识到动物解放阵线无论如何都不会很快消失。就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那些唱片公司那样，他们也绝不让步，于是一个个实验室都变成了今天的地下据点。例如，如果你有机会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去，不妨去校园的西北角看看，你会发现那里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它看上去真是一个学生们在和煦的阳光下玩飞盘的好地方。但是如果你看得再仔细点，就会发现四周有很多摄像头，还有一些通向地下的混凝土阶梯。这些阶梯通向地下一个巨大的状似碉堡的动物实验室，实验室中藏着成千上万只动物。在过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遍布整个校园，正因为这样的布局，所以它们太容易遭到动物解放阵线的攻击了。于是出于安全考虑，学校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实验室整合到一个建筑中，以便加强对进出实验室人员的控制和提高安全性。游客一般不允许进入，人们也不太可能从大街上拐进去，除非你能从警卫眼皮底下溜进去，并且还得穿过很厚的铁皮门和防弹玻璃才有可能成功。
在前面提到的阿帕奇人和那些点对点技术公司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去中心化组织遭受攻击时，它们或许会变得更为分散，而蜘蛛式组织的反应恰恰相反。由此我们可以引出去中心化的第八个特点：当面临危机时，去中心化组织倾向于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在遭受袭击的情况下，这些海星式组织里的成员会拒不让步。现在看来，这种策略对实验室也很有效，但对一个企业会怎样呢？对整个国家又会如何呢？
尽管“基地组织”和动物解放阵线的信仰差异很大，但二者在组织结构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无独有偶，美国政府对“基地组织”“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跟遭受动物保护者袭击的实验室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说动物解放阵线是一个组织，还不如说它本质上更像一种信仰。任何人只要参与了动物保护行动，那他毫无疑问就是一位动物解放人士，就属于动物解放阵线的一员。同样，“基地组织”也完全依赖它自己的信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信仰上的差异：动物解放阵线依靠这么一个信仰来支撑，那就是“人们也应该尊重动物”，而“基地组织”的信仰却因人们的担心而不断强化，“基地组织”成员认为西方人正在不断威胁、瓦解穆斯林文明的社会结构。“基地组织”成员的这种信念源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其实这种冲突早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存在了。
既然斯盖都能将动物保护主义者共同的想法引导成为直接行动，像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基地组织”的触媒式人物当然也能将人们对西方人扩张和入侵阿富汗的愤恨，引导成恐怖主义行动。
“基地组织”的圈子与长途运输信息中心聚会的那帮人的圈子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两个圈子中的成员都是些普通人，可别小看了这些普通人，一旦将这些普通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圈子或小组织，他们就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就像动物保护主义者闯实验室那样，一次这样的行动会鼓舞人们的斗志，从而激起更多人的模仿。与此类似，“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也会鼓舞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分子竞相效仿。就像前面提过的戒酒无名会那样，“基地组织”开始向其他国家渗透，迅速扩散到了西班牙、沙特阿拉伯、英国和苏丹。“基地组织”的总部并不会构思酝酿每一次行动的计划、方案；相反，待“基地组织”成员接受了“基地组织”所倡导的信仰，模仿、掌握了“基地组织”成员以往的行动方法后，他们就会自发地开展行动。另外，许多并不属于“基地组织”的群体也在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行事。
我们在肯尼亚时就目睹了“基地组织”迅速扩散的现状。就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有整个非洲最糟糕的超级贫民窟——基贝拉贫民窟。五十几岁的约瑟夫是我们的向导，他是一个热心的人。当我们访问基贝拉贫民窟时，他一直给我们在坑坑洼洼的大街上引路。在这里，600英亩[2]的土地上挤着大概100万人，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街上泥泞不堪（至少我们告诉自己那些都是泥巴），垃圾遍地。在基贝拉贫民窟这种生活条件极端糟糕的地方，人均寿命只有28岁，并且还在不断降低。贫民窟中的典型住宅是一个9英尺长、9英尺宽的用劣质材料搭建而成的小屋，8~10口的一家人就挤在这么大的一间小屋中。在这间小屋里，一块破床单把空间分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客厅和卧室。我们走进几家这样的住宅看了看，平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一贫如洗。
尽管基贝拉贫民窟中的人并没有享受过我们那种舒适的生活，但他们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华丽的汽车、宽敞的住宅、便捷的快餐。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羡慕这些，而另一部分人则对正在改变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西方世界的扩张愤恨不已。在基贝拉贫民窟中，人们对西方人的愤恨非常强烈，以致时不时有人使用极端手段表达他们的愤恨。在这样一个贫民窟中，你不大可能组织起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倒是有可能建立一个圈子。向导约瑟夫给我们悄悄地打了个手势，指了指一座房子门外正坐着抽烟的一群中年人，压低了声音跟我们说：“看到了没有，那，就沿着那条小路向前看，那里就有一个‘基地组织’的联络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惊得目瞪口呆的样子。
“基地组织”已经扩散到了基贝拉贫民窟，在这里圈子之间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沟通信息；通过这些联系方式，基贝拉的联络站能够很轻松地和喀布尔、慕尼黑和纽约的联络站进行联系。
对于“基地组织”的袭击，美国政府的反应是绝不让步，坚决打击，并且变得更加中心化。这可是一个重大变化，要知道美国政府原本是一个相当去中心化的体系。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充分意识到权力分散的重要性，所以美国宪法的拟定就是基于两条海星式组织原则。第一，将政府一分为三，各部分都实行高度自治，不能相互干涉。第二，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弱化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一些重要的权力赋予各州行使。
一年年发展下来，联邦政府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权力也越来越集中。中心化确实有它的优势，在中心化机制下政府可以制订一些计划，如中央银行体系、货币政策、扶贫福利计划、以保护资源为目的的环境保护机构、老年人社会保障等等。政府的这个中心化过程正在逐步实现。
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进程。在遭受攻击后，人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蜷缩起来，将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各个部位都会听从决策中心的统一指令。从这个角度来看，设立国土安全部很有意义。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心化就像戴夫·加里森面对那些不停追问互联网总裁是谁的法国投资者而最终做出了让步一样，不是吗？“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不停地追捕“基地组织”的首领，这很像那些法国投资者不停地追问谁是互联网总裁。当然，这次目标很明确，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美国政府悬赏2500万美元要他的脑袋。
这个策略需要些解释。比如说一个黑道家族，开始时你会认为托尼掌管着这个组织，因为托尼最聪明、最有能力。如果除掉了托尼，这个家族会有什么反应呢？显然，人们会匆忙找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的位置。这个人可能是托尼的侄子，尽管他不如托尼那么聪明，但他最终会掌握整个家族。我们再前进一步，假设又除掉了托尼的侄子，这个家族该怎么办呢？结果还是会有人来顶替他的空缺，尽管这个继任者还不如托尼的侄子有能力。这样的更迭会一直延续下去。如果你是和犯罪组织打交道，那么这个策略会很有效；但是如果你的对手是一个海星式组织，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策略就会失去它的效力。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除掉一位触媒式人物并不会影响海星式组织，它们仍旧会运转得很好。假如说前后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经过这样的变化海星式组织将变得更为强大，因为如果除去了一位触媒式人物，他的权力就会转移给他自己所在的圈子，这只会使这个组织变得更加去中心化。
当然，美国政府不仅仅追捕触媒式人物，它同样也四下追捕“基地组织”的圈子。遗憾的是，这种策略与追捕“基地组织”的触媒式人物相比更为无效。铲除了一两个圈子，假如成效再显著一点，比如说100个圈子好了，那又怎么样？去中心化组织还不是照样运转良好，新圈子会像蘑菇一样从四处冒出来。与实验室对付动物解放阵线的情况一样，美国政府正在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不仅如此，讽刺的是，当美国联邦调查局追踪“基地组织”时，它同时也在设法对付动物解放阵线，它把动物保护主义激进分子称为国内恐怖主义分子。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对激进分子大范围监视、大规模控告并施以逮捕。但是这些措施成效不大，动物解放阵线仍旧充满活力。
这么说起来，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对付海星式组织吗？当然不是，但这些方法要在长时间内才能显现效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去中心化组织会在不同行业和部门造成严重破坏，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对付这些组织的策略怎么纷纷失效的。也许你会认为政府和集团的领导层最终会悄悄地撤出，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海星式组织并非不可战胜，下面就让我们来看几个有效对付海星式组织的具体战略。第一个例子来自基贝拉贫民窟，第二个来自美国西南部沙漠，第三个来自中东。
战略一：转变信念
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澳大利亚大堡礁正饱受海星泛滥之苦，当时有那么多海星，它们正在一步步侵袭、摧毁礁岛。许多焦虑的潜水爱好者决定自己动手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组织——海底珊瑚英雄团（OUCH），组织成员纷纷潜入水中，用刀子把海星劈为两半。
这么做之后，被劈成两半的海星很快就长成了两只新海星，这样一来，海底珊瑚英雄队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情况搞得更糟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位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好主意。他知道引发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海水污染和海水升温，因此挽救礁岛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善海洋环境。这么看来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但这是对付海星的唯一方法。
与此类似，如果消灭触媒式人物只是在做无用功，如果在破坏了一些圈子之后，新圈子很快又冒出来，那么对付去中心化组织，你唯一可以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他们的信仰了。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在肯尼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基贝拉贫民窟的贫穷当中看到了一丝令人鼓舞的希望。这丝希望蕴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在一个杂货间大小的理发店里，一位理发师傅坐在一把年龄比他还大的椅子上正在骄傲地给顾客理着头发；在一个拼凑而成的简易户外烧烤架旁，一位妇女正卖着烤鱼和烤马铃薯片；在一家只有7把折叠椅和用电视改装成电影屏幕的小影院里，一群孩子正在打发着时光。
人们之所以能做起理发店、烧烤和小剧院这些小生意，全是靠当地小额信贷机构“贾米波拉信贷”的帮助。这个小额信贷机构是在英格丽·蒙罗决定从联合国住宅部门退休后才建立起来的。在贫民窟中没有人不知道她，大家都很爱她，只要看到她开着一辆沃尔沃旧箱车行驶在贫民窟泥泞的道路上，大家就会亲昵地称她为“沃尔沃夫人”，她另一个昵称叫“英格丽妈妈”。她是为数不多的走进贫民窟和当地居民拥抱的西方人之一，她和当地人拥抱并不区分对方到底是谁，这些人中有乞丐，有婴儿，还有罪犯。
贾米波拉信贷的缘起还有一个故事。曾经有一群讨饭的女人问英格丽妈妈：“在你退休之后大家就不能得到你的帮助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生活呢？”蒙罗知道能给这些女人带来希望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她们有一套能够自己脱贫的家当。于是蒙罗就告诉她们如果她们开始存钱，她就借给她们钱，贷款额度是她们储蓄额的两倍。比如说一个人存下来10先令，那蒙罗就借给她20先令。
于是这些人就组织起一个圈子，圈子里的成员彼此担保偿还贷款。这样在肯尼亚就诞生了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以前不被人信任的人们现在也能够获得贷款，也有了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只是一些行乞的女人组成的小圈子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成员超过10万人的大组织。像珍妮特，她的第一笔贷款只够买一个土豆到市场卖。然而就是凭着卖出这一个土豆所获得的收益，珍妮特得到了自己的第二笔贷款，这次够她买两个土豆。就这样一步一步积累下去，珍妮特说她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是她终于有了够买一麻袋土豆的钱的那天，而现在珍妮特已经能够成批地购买土豆了。就这样，一个土豆一个土豆地积累，她竟然建立起了一个小企业，这个小企业慢慢地帮助她摆脱了贫困。
这么一小笔贷款竟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真是让人震惊。基贝拉贫民窟的比阿特丽斯·恩多的儿子和老伴都死于艾滋病，现在她孤身一人和自己的12个孙儿住在一起。她经常对自己说：为了养活这些孩子并让他们都接受教育，我要比别的母亲多付出一倍的努力。在英格丽的贷款的帮助下，比阿特丽斯成功地做起了4种生意：食品杂货店、屠宰厂、餐馆和一家住宿公寓。这家公寓是她自己亲手用石头建成的。这些生意大大改善了她的生活，她的孙儿们全都上了学，当我们采访比阿特丽斯时，她的长孙刚刚从护校毕业，成了一名合格的护士。
威尔森·麦纳也是贾米波拉信贷的使用者，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极富感染力的微笑，充满了个人魅力。在基贝拉很多人都羡慕威尔森，因为他开了一个卖旧衣服的小店。但就在几年前，威尔森还是个暴力罪犯，要不是有了贾米波拉信贷，威尔森就是一个现成的恐怖主义者后备人选，他可能早就加入恐怖组织了。毕竟，威尔森早就穷得一无所有了，不怕再失去什么。当他听说了贾米波拉信贷时，一切都不同了。当他知道贾米波拉信贷也欢迎像他这样的人加入时，他真是惊呆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没有遭受别人的蔑视，反而还收到了别人的邀请。人们这么信任他让威尔森惊得目瞪口呆，这一切深深感动了威尔森。在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之后，威尔森还积极劝说其他年轻人从犯罪活动中解放出来。
随着放出的贷款逐步增加，贾米波拉信贷也在不断改变着贫民窟的信念。贾米波拉信贷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它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反对“基地组织”最为锐利的武器之一。多年以来，贫民窟一直是一个使人绝望的地方，在那里，恐怖分子很容易就会招募到新成员，只要他们说句“加入我们，让我们反抗他们”，一切就行了。而贾米波拉信贷却改变了人们的信念，原来人们认为“我们的生活糟透了，真是让人绝望，还是加入‘基地组织’算了”，而现在人们的看法变成了“生活充满了希望，只要努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
在遥远的阿富汗，另一个不同凡响的组织正在每次一个人、一个社区地改变着人们的信念。在组织建立之初，它就给自己提了一个简单但深刻的问题：如何利用人们手中现有的东西来帮助他们？
这个组织并没有给贫穷地区送去什么物资补给，相反，它只是给那些地方配置了一位触媒式人物。让我们看看这个行动的效果吧。在这个过程中，之前敌对的人竟也开始通力协作，并且相互加深了了解。在没有任何外部资金援助的情况下，组织竟然建立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扫盲教育网络，这个网络由350个扫盲班组成，目前在扫盲班上接受教育的女人和孩子的规模超过1万人。他们还开展了社区卫生保障工作者计划、植树造林项目、减轻干旱工作、开凿灌溉渠设施，甚至有社区筹资开办的英语和计算机课程。
像贾米波拉信贷的成员一样，这个组织的成员正在自力更生，开拓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通过生活水平的提高，贾米波拉信贷正在一些地方，比如肯尼亚和阿富汗，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信念。
与此类似，人们所说的“切努克外交”也在改变美国人的一些看法。在2005年克什米尔大地震后的几周里，罗德正在视察这个地区。当他来到巴基斯坦后，刚离开伊斯兰堡机场就听到了大地震颤的声响。他抬头望去，原来两架切努克直升机正飞过头顶。罗德看上去有点慌，可他的司机却微笑地回过头来，在巨大的噪声中冲罗德喊着：“看，它们真是太大了，是从美国来的。”等罗德刚在旅店中登记住下，就再次听到了这种声音。两架切努克直升机朝着群山飞去，直升机上运的是那个地区急需的救济品。
救济活动中最能触动人心的就是这些切努克直升机了。从几英里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直升机旋翼转动的声音，当它们飞过来时，你会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颤动。当直升机降落时，你会闻到汽油燃烧的气味，激起的尘土还会扑入你的口中。
美国不太可能有比这更好的大使了，切努克直升机赢得了当地好几万居民的心。要知道这里很多人长久以来一直持有一种敌视美国的情绪，但是当他们看到运送急需物资的直升机时，他们明白了：美国人关心这里的情况，美国人来帮助他们了。
给罗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发生在从穆扎法拉巴德到伊斯兰堡堵车的路上。这时，从山肩上飞出了几架切努克直升机，站在罗德车窗旁边的一个小男孩兴奋地用手指着天空，朝他的父亲喊着，高兴地上下跳着。那个小男孩的父亲留着胡子，一身克什米尔传统服饰，他只是默默地抬头看了看，微笑着。尽管切努克直升机发出巨大的噪声，但此情此景却让人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宁静平和的气氛。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这些人的信念正在发生着转变。
然而，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都知道，要想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至少需要和那个人进行一个月的交流、劝说。也就是说，要想在一夜之间转变我们的世界观那是不太可能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贾米波拉信贷和切努克直升机的直接任务根本就不是要转变人们的信念，它们反而因此才逐步取得成功。其实，它们的目的和动机很简单：只是想帮助这些人。正是由于贾米波拉信贷确实想要帮助人们，大家才对它喜爱有加。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是逐步实现的。如果不信，那你就去试一试敲着别人的脑袋告诉他们要转变信念，看看是否能奏效。我相信这样做得到的不是人们的赞赏，很可能是人们激烈的反抗。因为当人们察觉到有人试图利用和控制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般在心理上就会变得自我保护和封闭起来，更不用说接受对方的建议和想法了。
这恰恰就是西班牙人试图强制阿帕奇人转变成基督徒时发生的事情。正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阿帕奇人愿意舍弃一切，跟西方文化战斗几个世纪。这也正是一些行业在吃过了不少苦头后才理解的事情。
再拿近来电影行业试图影响点对点技术使用者为例，我们来看看为了改变人们的信仰，电影行业是如何做的。电影行业的方法是，它们在数字激光视盘（DVD）片尾部分加上了自己创作的公共服务公告。这段45秒具有类似音乐电视风格的广告，正迅速地改变着那些坐在自己电脑前下载免费影片的孩子们。这段广告播放时，屏幕上先是出现一行字——你不应偷车，此时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小孩正在偷一辆停着的汽车的镜头；接着，屏幕上又出现一行字——你不应偷包，画面变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正在露天咖啡馆里偷一个女人的钱包；接下来，屏幕上又出现一行字——你不应偷电视，画面相应地转换成了一个街头混混从街后窄巷中扛出一台偷来的电视机；紧接着是另一行字——你不应偷电影，画面上是一个人在商店中偷数字激光视盘；最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句话：下载盗版电影属于盗窃行为，是违法的。
这则商业广告很快就在年轻人中作为笑话流传开来。电影业原本想赶赶时髦，但最终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失败的原因和南希·里根发起的“只说不”运动失败的原因如出一辙。年轻人想从大人那里听到的最时髦的话，就是大人会告诉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上去并不酷，当然说这些话的语气和方式听起来还得像年轻人才行。
现在，在年轻人中比较流行的想法是：“既然我能免费下载这些电影和音乐，我为什么还要花钱买这些东西？”针对这种观念，电影行业试图用振聋发聩的广告口号，比如“不支持盗版，检举盗版行为”“下载盗版电影是一种盗窃行为”，来改变人们的观念。
只要人们能成功地改变一个海星式组织的信仰，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从理论上来说，改变一个组织的成员持有的信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个过程会很困难。不要指望这些年轻人很快就把“不支持盗版，检举盗版行为”作为口头语来说，这需要时间。
战略二：中心化——奶牛战术
当我们最后看到阿帕奇人的时候，他们仍旧统治着美国西南部。当时西班牙人试图控制他们，但西班牙人的行动却是徒劳的；随后是墨西哥人，可是他们的运气比西班牙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再后来美国人控制了这片地区，可他们真是太失败了。实际上，进入20世纪，阿帕奇人仍旧具有重要威胁。但是现在时代潮流变了，美国人占了上风。当汤姆·内文斯向我们说明局面是如何扭转的时候，听到奶牛这个答案，我们吃惊得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内文斯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事实上，一直到1914年，阿帕奇人仍旧是一个威胁”。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白山保留地仍旧有阿帕奇人的部队出没。为什么打败阿帕奇人这么困难呢？内文斯解释说，因为南坦会一直存在，“人们会支持那些他们认为最有效的领导者，这一切会非常快地发生”。由于新的南坦不断出现，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为了控制阿帕奇人，他们需要在一个很基本的层面上对阿帕奇人展开进攻。这项政策最先用在对付纳瓦霍人，纳瓦霍人是一个阿帕奇人族群，接着在对付西部阿帕奇人族群时这项政策进一步完善起来。
美国人使用如下招数瓦解了阿帕奇人的社会：他们给南坦送家畜。这听上去确实很简单，但是一旦南坦拥有了一种稀缺资源——奶牛，他那象征意义上的权力就完全落到了实处。美国人仅仅用些奶牛就改变了一切。
在这之前，南坦通过示范来进行领导，但是现在他们却通过赐予和扣留这些稀缺资源来奖励和惩罚自己部落的成员。一旦南坦拥有了实质权力，阿帕奇人就开始为新成立的部落委员会中的座席争得头破血流，他们的行为方式与那些雄心勃勃一心想成为“互联网总裁”的人越来越相似。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部落成员开始游说南坦，如果资源配置结果对他们并不十分有利，他们就会变得心烦意乱。可以看到，原来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现在开始变成了等级制形式，权力开始向高层集中。这样一来，阿帕奇人原来很难攻破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内文斯进一步说：“现在阿帕奇人有一个中央政府，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灾难，因为这导致了直系亲属之间为了资源分配争斗不已，而这只是个零和博弈，不创造任何新的资源。”正是有了这么一个严格的权力结构，阿帕奇人就很像阿兹特克人了，这样美国人很容易就控制了他们。
将近一个世纪后，美国纽约同样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比尔·威尔森创建的戒酒无名会。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比尔做出放弃对戒酒无名会的控制、允许组织中许多圈子自治的重要决定。比尔和戒酒无名会中的很多成员写下了他们在戒酒无名会中的经历，以及戒酒无名会是如何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正是这些思想使得戒酒无名会的信仰保持着活力。比尔·威尔森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就如同到戒酒无名会聚会现场聆听了会员们的演讲。
比尔·威尔森和他的合作者一致同意最后再放一次手，这本他们昵称为“戒酒无名会大书”的著作的所有收入都将用于支持建设戒酒无名会世界服务公司，这是一个致力于支持戒酒无名会世界各地分会的非营利组织。刚开始时，戒酒无名会只有大约100个成员，比尔·威尔森把所有“戒酒无名会大书”卖出的收入放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但到后来，等戒酒无名会发展成一个具有10万多个分会的组织时，“戒酒无名会大书”一版再版，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至少销售了2200万套。这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图书销售带来的巨额收益全部转到了戒酒无名会世界服务公司名下。
与刚刚讲到的奶牛瓦解了阿帕奇人的社会组织一样，图书的销售也对戒酒无名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戒酒无名会大书”带来的利润滚滚而来时，原来小得不起眼的非营利组织现在像一只气球一样迅速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富得流油的机构。那它怎么支配多余的钱呢？戒酒无名会世界服务公司决定花上几百万美元把自己的办公环境翻新一下，可这件事让戒酒无名会成员们牢*满腹。戒酒无名会世界服务公司的管理层已经建成了一个阿兹特克王朝，他们自封为蒙特祖马国王。尽管总部的事情并不关大多数戒酒无名会成员的事，但圈子中的成员毕竟会对此事做出一些评价，这会影响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
当戒酒无名会中有些成员开始将“戒酒无名会大书”译为几国文字，并向会员免费发放时，总部却勃然大怒，甚至要诉诸法律。像米高梅公司那样，戒酒无名会世界服务公司开始起诉这些人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这种做法却大大削弱了分支组织自治与革新的能力，戒酒无名会世界服务公司正在不知不觉之间将戒酒无名会推向中心化。
阿帕奇人与戒酒无名会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中权力的集中。一旦人们拥有了财产权，无论是奶牛也好还是著作权也罢，人们就会迅速寻找一套中心化体系来保护自己到手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银行中心化的原因，我们渴望控制，渴望等级结构，当提到钱时渴望有人能汇报相关情况。
一旦将财产权引入体系，所有的事情全改变了：原来的海星式组织变成了蜘蛛式组织。如果你真想把一个组织变得中心化，那就赋予组织中的触媒式人物财产权，并让他自己做主分配这些财产。一旦触媒式人物具有了支配财产的权力，他们就变成了首席执行官，进而圈子中成员之间就会产生竞争。
这也正是为什么维基百科如果赚了很多钱，会面临更多麻烦和危险的原因。一个系统因为资金不足，所以每个成员都是志愿者，系统反而运行得很好，这看起来极具讽刺意味。但是如果在系统中引入人们觊觎的付酬的工作岗位的话，那么系统内部就会产生不同势力间的争斗和等级制度。由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集中，维基百科可能会更加中心化，从而丧失原来成员之间相互协作的氛围和环境。同样，如果在火人节上引入门票，从而使持票人在野营地选择、圈画界线上享有一定特权，那么火人节的参与者就不会再人人平等了。
但是像电骡这样足够去中心化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看起来没有人能够向这些组织中引入财产权。那是因为纳普斯特、Kazaa、电驴即使合法化也不能赚取大量的利润，唱片业阻断了可能给这些组织带来巨大利益的可能。然而，能带给点对点技术公司的潜在利益数额巨大，这对点对点技术公司形成了巨大激励，为了有效对付点对点技术公司，唱片业尚需求助于第三个战略。
战略三：去中心化——如果不能击垮对手，那就变成它那样的组织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两个策略都是集中在设法削弱或改变去中心化组织的能力和有效性上。改变去中心化组织中成员们的信仰意味着改变了组织的基因。使去中心化组织中的权力集中起来，在组织体中创建出层级结构，这样组织就变得更加集权化，更容易控制。
这里要介绍的第三种战略认识到去中心化组织具有很强的复原力，要想影响到去中心化组织的内部结构确实不太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能打败它们，那就加入它们好了。要知道，一个海星式组织的最强劲的对手经常是另一个海星式组织。
让我们回头看看肯尼亚的贫民窟和曾经给我们引路的向导约瑟夫。约瑟夫怎么知道那条巷子里的那间屋子就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据点？约瑟夫当然不是“基地组织”成员，但他是贫民窟的一位居民，他知道他的邻居们正在做什么，他也知道谁和谁是朋友，哪一群人正在哪里做什么。就像1935年佛罗里达礁岛飓风期间的希兰那样，约瑟夫在这些事情上具有信息上的优势。
假设你现在授权约瑟夫，让他留意肯尼亚贫民窟中“基地组织”据点的活动，那他会怎么做呢？假设你给约瑟夫资源，授命他有权采取任何必要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他会做些什么呢？约瑟夫很可能会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去和“基地组织”的圈子斗，两个圈子会以斗争解决问题。这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方法，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策略。
几年前，我们碰到了一个人，我们叫他马莫，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出色商人。我们和他谈起了“基地组织”，还讨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基地组织”是一个海星式组织。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就问他：“你认为‘基地组织’有多少分支组织？”
马莫说：“我不知道。”
我们又对他说：“如果硬要你大胆猜上一猜呢？”
“但愿我能，但是，长久以来我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搞清楚这个问题，但它确实说不清楚。”他给我们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缺少努力，他的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来研究“基地组织”，和“基地组织”展开斗争。马莫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失落，他私下里说，投入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大劲儿，都等于零，没有用。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上，他的政府没有取得丝毫进展，事实上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与马莫交谈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一方面，知道我们有关“基地组织”的理论看上去是正确的，这令我们欣喜和着迷；但是另一方面，得知人们在对付“基地组织”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又很令人沮丧。是的，你可以试着改变“基地组织”成员的信仰，寄希望于这种策略会在长时间内产生影响。或许政府还可以找到一种让其中心化的方法，从而控制这个组织，但这些都是长期战略（然而西方国家正在做相反的事情，他们正在追捕恐怖主义组织的头领，发动一连串的行动，而这些只会使“基地组织”变得越来越去中心化），远水解不了近渴。
两年后，我们再次碰到马莫，他告诉了我们一些出人意料的消息。
“你们还记得我们谈过的‘基地组织’和海星吗？”
“当然记得。”我们答道。
“嗯，我们发现了一种方法。”
原来，为了对付“基地组织”，马莫的政府也创建了许多小圈子。这些圈子的成员或是警官或是前军事专家，都是些在追捕行动上训练有素的人。到了晚上，这些圈子的成员纷纷出动四处搜寻“基地组织”的据点，搜捕“基地组织”分子。政府只是供应他们武器装备，但并不过问任何行动细节。每个圈子的成员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圈子，也不知道成员都有谁。当然，恐怖分子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袭击了他们。
也许人权组织会反对政府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政府是在资助那些无节制的秘密谋*活动。我们不会讨论建立这种圈子的政治伦理或道德含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样做效果不错。马莫解释说，尽管费用只是政府其他行动的1%，但它却比政府尝试过的所有办法都有效。马莫接着解释说：“我们自己都不大相信，但它确实有效。之所以这么有效，是因为这些家伙就住在这里，他们完全了解情况，他们知道谁是恐怖分子，他们也知道恐怖分子住在哪里，还有——”马莫笑了起来，“他们知道怎么抓住这些人。”
唱片业的做法乍看之下似乎是这种策略的一种变种，为了对付点对点技术，它们到网站上大量传播一些空的或损坏的音乐、电影文件夹。它们以为如果网站上净是些垃圾，那么花费时间下载损坏文件就没有多大价值了。然而，唱片业的努力再一次事与愿违。用户根本就不在乎偶尔碰上这些垃圾，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最平常不过了，使用点对点技术下载文件，本来就会碰到这些东西。
要是这样，唱片业试图通过散播垃圾文件以对付点对点技术的形势就更为严峻了。既然如此，唱片业为何不去为这些用户提供共享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呢？如果唱片业接受了这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战略，那么音乐发行的渠道就会发生质的改变。或许唱片业能够实现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无限期提供免费音乐、允许音乐迷共享文件。而业界利润来自现场音乐会、商业促销和社团赞助等衍生资源。
大局观很重要。在去中心化大变革中，原来的战略不再有效。为了有效防御海星式组织的进攻，一个公司必须探索新的方法。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有时最好的方式是既利用中心化组织的东西，又利用去中心化组织的东西，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混合式”。
[1] 5英尺11英寸≈1.8米。——编者注
[2] 1英亩≈6亩。——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