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长安三万里》中，借李白和高适的相遇回忆了盛唐的灿烂景象。但盛唐的歌舞升平，被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击的粉碎，大唐骤然间由盛转衰。

从正史上看，从帝王将相视角看，玄宗后期的政治腐败、经济社会危机、对胡人的过度信任等是主要原因。

但从平民视角，是不是有一些原因?使得平民精英与普通平民与叛军发生联系，让战乱爆发具有历史必然性。

因为一个地方性的反叛，首脑被诛*之后战乱就会平息。但为什么755年叛乱爆发，757年安禄山被安庆绪*死，759年安庆绪被史思明*死，761年史思明被史思明*死，然后直到763年暴乱才被平息？

为什么暴乱这么难平息？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暗中支持，让平叛需要打七年？这从李白和高适的人生中也许能看见一二。

李白，商人之子，虽然有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研墨的高光时刻，但至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高适，名将高侃之孙，50岁前穷困潦倒，被宋州刺史张九皋推举入仕，最后成为剑南节度使，实现了人生逆袭。

我们谈谈当时李白和高适们的上升通道。为什么李白他们得不到重用？那时候不是已经有科举了吗？

科举是最主要的上升通道，除此之外还有从军边塞、进入幕府。

须知唐朝的政治资源，是被国内豪门世族把控了的。

经过多代发展，世家们最终汇聚成五姓七族，分别为分别为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四支，以及两氏各有郡望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清河崔氏。

这些世家大族后面还跟着一群小世族，大大小小共计28个门阀。

唐初的世家大族有多牛？这些世家只在内部婚嫁，甚至不屑与皇族联姻。

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皇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在这个排名当中，山东士族排第一等，而皇族李氏，却只能排第三等。

李世民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高士廉再次重修，最后唐朝的皇族李氏排第一，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世家大族们也知道，科举给了一大批中下阶层实现抱负的机会，削弱了世家大族的权力，增强了中央集权。因此，他们就极力反对。

作为对世家的妥协，唐朝初期的科举考试不糊名，主考官还要依靠考生平日里的名气和声誉，来作为评比的主要参考。

而且唐朝科举取仕的人数少的可怜。整个唐朝开科273次，总取士8455人，其中进士6692人、诸科1569人、秀才29人，其他165人。

747年，唐玄宗开始科举取仕，主考官是宰相李林甫。玄宗没有太宗的霹雳手段，在世家大族面前，缺乏制衡手段。

最终科举结果出来，天下间竟然无一人被录取。唐玄宗心有不干，就问宰相这是什么情况。

李林甫说这次科举说明野无遗贤，天下间所有的文武全才都已经在朝堂上了，民间再也没有有才学的人了。

对于这个结果，玄宗竟然信了。说是信了，不如说是认了，满朝堂的世家大族在皇帝面前，开始玩起了口腹蜜剑的游戏。

对了，需要说一句，这一届科举里面有诗圣杜甫。

但是这时候，杜甫还不是诗圣，正是年少轻狂满腔热血的时代，也是对科举充满了希冀。

科举，说白了主要还是为世家服务。

而举荐制度，是世家们互相举荐，更是世家们的内部垄断游戏，平民们根本玩不起。

高适，经过数十年的磨砺，逐渐认清了社会现实，收起来了青年时期的年少轻狂。

高适，在50岁之际，通过举荐制度，被被宋州刺史张九皋推举入仕。安史之乱爆发，高适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平定叛乱建功立业，最终成为剑南节度使。

而李白，因为是商人之子，无法参加科举，一门心思想通过举荐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举荐的路径，就是通过“行卷”、写“干谒诗”，向权贵推销自己。不仅夸自己，也要把对方夸得跟花一样，让他们向朝廷举荐自己，以步入仕途、实现抱负。

李白两次入赘豪门，先后迎娶宰相许圉师、宗楚客的孙女，从而便于自己步入仕途。而李白也是因为这种途径，被玉真公主和贺知章举荐，成为了翰林供奉。

只是李白放荡不羁的性格，又没有政治天分，天然不适合做官，在官场处处受排挤。

后来又接受了永王的邀请，成为其幕僚，永王兵败被*，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先是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流放。

从李白和高适的经历，我们隐约可以看出，当时平民精英们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上升通道。

而第二条上升通道，就是从军边塞，建功立业。

在长安混不下去了，或者是不得意了，就去边塞从军。以王昌龄、王之涣，以及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就是走的这条路。

第三条上升通道，就是进入幕府。

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共有十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北北京）、平卢节度使(东北朝鲜）、河东节度使（山西）、朔方节度使（陕北河套）、河西节度使（河西走廊）、安西节度使（西域）、北庭节度使（内蒙外蒙）、 陇右节度使（甘肃陇右）、剑南节度使（四川巴蜀） 岭南五府经略使（两广）。

这些节度使开始还听中央的调遣，后续逐渐有了军权、财权、行政权、人事权，渐渐成立了独立王国。

他们可以征税、征兵、考核官员，可以自行招募亲信或者士人，尤其是喜欢招募一些有能力又有名望之人。李白、杜甫、李商隐、王维等，都曾经当过幕府，也就是顾问。

在前面介绍两人时，我突出了李白的商人之子身份，高适的寒门身份。

像李白、杜甫这种平民精英，在关中政治圈层，正在遭到五姓七族为代表的28个门阀的疯狂打压。

关中已经被门阀们垄断了，你说像高适、李白、杜甫这种平民精英，满腔热血，一心想干大事，不甘心为权贵折腰的人，该去哪里呢？

是的，去边塞边关，去已经成为独立王国的节度使帐下效命。

说完了平民精英，我们再谈谈当时的普通平民。

开元盛世产生的基础也是它崩溃的原因。

长安三万里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唐朝初年人口大量下降，唐玄宗执政初期又极力打击“土地兼并”，自耕农和平民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是打击“土地兼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打击的对象绝非皇家、关陇贵族等顶层世家门阀对象，而是对那些通过科举入仕才刚刚崛起的出身于寒门的士族。

自然这次打击“土地兼并”的成果是非常明显的，流民很多获得了土地。国家财政也得到了巨大的增加、顶层的世家门阀也趁火打劫占了不少好处，但是这存在着三个隐患：

（1）顶层的世家门阀势力、利益是没有被损害的。甚至也亲自参与到其中，吃得是更加脑满肠肥，就是平均收入看起来高了不少，但是贫富分化(基尼系数)更大了。

（2）新兴的寒门士人其实可以看作是底层平民与顶层世家、皇家之间的一个缓冲。平民精英们无疑地在一个门阀分明封建社会中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润滑作用，极大的缓和了社会矛盾。

就如同当今社会的中产、中产偏上的阶级一样，他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上面的政策并结合自己接触到的底层实际，据实施政，也可以把接触到的底层信息更好的反馈给顶层结构。

（3）边境地区的土地兼并的程度远远低于关中、中原，平民或流民的利益更能得到保障。首先是战事频仍，边境地区必须打击土地兼并，保障经济的活力来吸引平民；其次世家门阀势力在关中、中原得到了扩张，他们看不上边境的那些土地。

两京附近的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

这首先削弱了中央府兵的兵员基础，流窜到土地兼并没有关中、中原那么严重的边境地区。

流民们加强了边镇的募兵基础，普通平民以及中间层的衰落极大的影响了统治基础。

你不给寒门、平民精英和普通平民一个出路，这些不得志的人就会自己找出路。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不会管这种出路于国有利还是于国有害，毕竟那些始终有着高尚情操的人始终还是少数。

两京附近的土地兼并最为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安史叛军能够在短时间内攻下洛阳、长安的原因。

隋唐之间的交接，其实是关陇军事集团的内部权力流转。李隆基始终面临着关陇军事集团内部的争斗和山东世族的强大压力。

李隆基只能以藩镇防范藩镇、外族、和世族，达到微弱的均势平衡。

安禄山出身低微，在关中没有根基，在胡人身份又不高，提拔他容易控制，又能抗衡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依赖胡人将领来制约世家门阀并非长久之策，还会埋下巨大的隐患。

你以为李隆基不知道这些吗？不，他知道，他只是认了。李隆基算好的了，只是被掀了桌子，玩脱了。

李隆基信任安禄山等胡人，是为了分权制衡，他分的权力越大，制衡的力度也越大。

河西节度使领兵7.3万人，位于河西走廊，隔断突厥吐蕃；

河东节度使领兵5.5万人，位于山西，遏制突厥；

北庭节度使领兵2万人，位于新疆北部，管理西域北部、东部，防中亚；

范阳节度使领兵9.1万人，位于北京，压制契丹、奚；

陇右节度使领兵7.5万人，位于青海，对吐蕃作战；

安西节度使领兵2.4万人，位于新疆南部，管理西域南部、西部，防西突厥；

剑南节度使领兵2.4万人，驻防四川，西抗吐蕃，南抚蛮夷；

朔方节度使领兵6.5万人，位于宁夏，遏制突厥；

平卢节度使领兵3.8万人，位于辽宁，镇抚室韦、靺鞨；

岭南节度使领兵2.4万人，驻防两广；镇抚静夷、獠。

但物极必反，由于长期对外用兵，到天宝年间时候，十大节度使已经尾大不掉了。

当时安禄山极受恩宠，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节度使，独掌大军，其中精锐唐朝正规军已达到15万，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

其中任平卢节度使15年，范阳节度使12年，河东节度使5年，三镇上下官兵都成了他的心腹。

长安三万里中，连李白这等社会人士都知道安禄山处于“将反未反”的状态，李隆基能不知道？

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接人后推翻了微妙的政治、军事、人事安排。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

两次南诏之战，中央军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杨国忠又与安禄山恶斗不断，破坏了大唐微弱的平衡。

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发动属下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长安三万里的盛世大唐，从此一折而断。安史之乱，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寒门的高适们、平民精英的李白们在独立王国的安禄山们帐下效命，普通平民的自耕农们在边关谋生，他们一起终结了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仅延续七年？也许叛军从来就没被消灭，叛军只是被安置。

更妥帖的说法，安史之乱根本没有结束，它只是叛军的“停战”或唐朝的“妥协”。

叛军被镇压，源自于自身内部势力的相互倾轧，最后不得已向大唐妥协。

大唐因国力掏空，不得不接受仆固怀恩的建议，承认河北藩镇割据的现实。至此，唐王朝终于进入到了藩镇割据的恶化状态。

安史之乱河北叛军首脑被灭，留下底层军队，藩镇实质控制权仍未收回。

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薛嵩等人均是安禄山或史思明的亲信，他们在安史之乱末期皆投降唐朝，继续坐镇藩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藩镇首领。

陈寅恪先生引用《新唐书·张嘉贞附弘靖传》中记载：

“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

可见在安史之乱后的几十年间，河北之地仍然在偷偷的祭拜安禄山等人，丝毫不听中央政府的调令和派遣，足以这些叛将在河北各阶层中的影响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安史之乱后河北反叛势力其实并没有消亡。

又因为平叛扩大了藩镇数量权势，朝廷亲藩与叛乱独立藩镇对峙。在此基础上的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终于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由原来的十节度使分化成为了“元和四十八藩镇”的割据状态。

安史之乱给了平民机会，出身寒门和平民的上升通道终于打开。比如唐代宗李豫时的12个宰相（李适、苗晋卿、裴遵庆、元载、李辅国、刘晏、李岘、王缙、杜鸿渐、裴冕、杨绾、常衮），就有4个出身门阀，2个出身寒门，6个出身平民。

安史之乱使关陇贵族们元气大伤，但山东门阀们却趁机捡漏，这些人再次联合起来，锁死了科举制度，逐渐垄断了上升通道。

权贵们控制上升通道，就跟艾滋病一样，只能通过只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渠道传播下去。

上升通道的争夺，简而言之，权贵们只信任DNA。

黄巢，盐商之子，屡次参考、屡次不中，子承父业，写下《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通乾符二年（875年）六月，黄巢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起义。黄每克一城，就要将城中门阀*绝。

唐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率领北伐义军攻克长安。此时，权贵们的品阶成了催命符，长安城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处死，长安城内鲜血汇流成小溪。

只有血与火，才能涤荡乾坤。累积千年的世家门阀被全部*尽，从此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高适和李白并不是关中人，体会不到开元时代的真正味道，他们只是匆匆涌入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给后世描述了大唐盛世景象。

不过，大唐的强大辉煌、自信开放，盛唐诗人的才华横溢、自由昂扬，已经成为了文化符号，寄托了人们的感情和诉求。

真正的血泪无法书写。许多年后，我们重返长安的废墟。大明宫，太液池，武则天用于篡唐留下的风水事件仍有遗迹。

安史之乱，靖康之耻，萨尔浒之战，九一八事变，残忍的历史符号仍然折磨着这个古老的文明。汉唐的荣誉，仍未赎回，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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