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迈过高高的门槛，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又有教堂的钟声悠然地传来……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这样描述。

这些人生最初的印迹一直留在史铁生的脑海中，以至于后来无力行走时，常常令他回忆起这些画面，觉得命运在最初，就仿佛给了他某种玄妙的暗示。

此时，人生的意义对于幼小的史铁生来说，还是一片混沌的认知。

1964年的秋天，史铁生考上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此时的史铁生，风华正茂，年少力强。他尤其喜欢体育，各个体育项目他都得心应手，特别是田径和足球。每当开校动动会时，几乎就成了他表演的舞台，他天生有着一股横劲儿，在跨栏这个项目中几乎无人能敌，屡屡得到第一名。

此外，还因为学习好，史铁生在学校里颇有一些名气，尤其是他作文写得好，因为他会朗诵，他的语文老师董玉英老师就经常让他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作文。

董玉英老师患有小儿麻痹症，行动很不方便。她的丈夫王玉田老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既是音乐老师也是史铁生所在班的班主任。两位老师对史铁生非常好，也成为了他一生的恩师。

王玉田老师的病很严重，只能慢走，医生预言他活不过三十岁，但王老师心静平和地接受了这一切，每一次在生死边缘上被抢救过来，他就又热气腾腾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之中。他觉得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美好，所以无比珍惜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

也正是从这两位老师的身上，史铁生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残疾和死亡，在心灵上有了小小的震撼。

后来在史铁生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史铁生写道：在我双腿瘫痪以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么对待疾病的。

这是史铁生第一次对生命的意义开始有了懵懂的思考。

2

人生拐点： 是死还是生

1967年，史铁生中学毕业，那一年，他16岁。

这时，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开始了，他的学业也因此中断了。

18岁那年，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史铁生报名去了陕北延川县关家庄插队。

关家庄是一个离延安市大约两百里地的一个小村庄，庄子前有一条蜿蜒的清平河绕庄而过，蓝天纯净，黄土鲜明。虽然穷，但晨晖中的整个村庄犬吠鸡鸣，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后来，在史铁生的作品中，他管这个村子叫“清平湾”，这里成为了史铁生生命中的“第二故乡”。

初到的史铁生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清平湾的日子辛苦却很安稳，他和同伴们每日同当地农民一起劳作，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别有一翻滋味。

可是不久，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腰腿疼得厉害。老乡们都很心疼他，于是不再让他下地干活，给了他一个喂牛的差事。

然而在一次放牛时，史铁生却遭遇了暴雨和冰雹，他无处可躲，直接淋了雨。雨停后，他大病一场，之后腰腿的疼痛更加严重，不得不回京治疗。

回京后的史铁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了。

1972年1月5日，史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前一天他刚刚过完自己二十一岁的生日。

在友谊医院，医生对史铁生的病进行了检查和会诊之后，得出了结论，他患上了“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这是一种很难康复的神经系统进展性疾病，这种病损害脊髓，严重时会造成突然失明或是瘫痪。

这么严重的病竟然找上了一个活力四射，对生活始终激情满怀的热血青年！

史铁生怎么都想不明白！

从发病到确诊，史铁生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通过无端发泄的方式把自己对未来的恐惧感释放出来，于是，他把鸡蛋羹扔到房顶，把床单撒成一条一条…….

绝望时，他甚至想到了自*，有一次他竟把手摸向了电源........虽然最后没有死成，但是自*的念头从知道自己的病医治无望后，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当父亲搀扶着史铁生又走进新的病房时，史铁生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绝不能瘫痪着走出去！

3

人生顿悟：向死而生

在友谊医院治疗了一年半以后，史铁生出院直接坐上了轮椅。

在强大命运面前，“要么死，要么好”这两种情况最终都没有发生，这场病却给史铁生带来了濒于生死之间的临界体验。

患病之后，一切都在改变，那些热热闹闹的生命过往正逐步离史铁生远去，世界在他面前一下子变得安静了，在一日复一日的寂寞和孤独中，他开始重新打量起自己的生命价值。

他日日思索：为什么上帝如此不公，让这种悲惨的命运偏偏降临在自己身上？

有时他又突发奇想：难道是上帝为了锤炼生命，而布设下的一个生命谜语？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史铁生在瘫痪的最初几年，找不到工作，他除了枯坐病榻，整天无故地发脾气以外，没有任何事可做，他想，也许出去走走，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活着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他摇着摇椅，摇进了家附近的地坛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