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很长，我们都会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与之携手组成家庭，拥有自己的孩子，从此开始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当岁月流逝，有些人会羡慕他人的锦衣玉食，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富足；有些人也会埋怨生活在一起的爱人不够温柔体贴，彼此之间总是矛盾不断。
如果你至今仍不知道在这个有点浮躁的社会如何安然自处，不知道如何更加妥善地处理感情上的矛盾和纠纷，那么不妨看看杨绛先生写的这本《我们仨》。
《我们仨》这本书是杨绛先生晚年持笔，撰写的一部家庭生活回忆录。在女儿和爱人相继离开后，她在92岁高龄之际，用心地记录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杨绛是钱钟书的夫人，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是跨越了105年漫长岁月的一位才女。大家之所以尊称她为先生，是因为她有大学问、有风骨，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杨绛和钱钟书被称为“神仙眷侣”。
他们一家的生活虽然波折不断，但他们常常在逆境中挖掘出快乐，在黑白的岁月中演绎了彩色的人生。看杨绛先生写的回忆录，那份亲情、那份爱暖人胸怀。再看看他们经历的那些事情，更是让人百感交集，不禁落泪。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做人的智慧，也能学到面对生活应有的态度和在婚姻中两个人的相处之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绛先生的故事，到她的故事中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在杨绛80多岁的时候，钱钟书住院动过大手术，他一直有哮喘的毛病。在岁月的流逝中，两个人转眼从青年到暮年。在共同携手走过的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爱情，也经历了动荡岁月。越到垂垂老矣的暮年，他们越珍惜在一起的日子。
杨绛曾经笑着开玩笑对钱钟书说，他们两个人就像是红木家具，表面看起来结实，实际上是用胶水粘着的，一碰就容易散架，挪不了。
在钱钟书患病的那段日子，杨绛的心里时刻充满着担忧，特别害怕丈夫会突然间离开她，以至于忧思过重，就连睡梦里都梦见两个人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黄昏的薄暮里，突然一扭头，发现丈夫不见了。
站在荒郊野地里，杨绛着急地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昏暗的夜色渐渐来临，可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丈夫的身影。
“钟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梦里的她心想。
她正要寻觅归路，忽然看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面包车过来，就赶紧将老人拦住，可是竟怎么也说不出自己要到哪里去。惶急之中她忽然就醒了，一看丈夫在床上睡得正香呢。
杨绛却再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了半夜，一直等着丈夫醒过来，告诉他自己刚才做了这样一个梦，还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扔下自己就走了呢。
钱钟书虽然知道那是一个梦，但并没有为自己辩解，只安慰妻子说：“那是老人的梦，我也常做。”
杨绛心里凄然，这类的梦她已经做了很多次了，开始总是两个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一转眼丈夫就不见了。她到处问询，只想找到丈夫，两人好一同回家。
世间最动人的夫妻感情莫过于此吧，时时刻刻的眷恋，分分秒秒地害怕失去。
杨绛与钱钟书相爱相守了六十三年。他们对彼此的情深意长都融入到岁月的深处，从遇见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
岁月不解深情，尽管杨绛万分的不舍，钱钟书还是先她而去了。在钱钟书去世的前一年，他们的女儿阿圆脊椎癌到了晚期，病情没有得到控制，癌细胞又扩散了。于是，就在杨绛86岁的时候，60岁的女儿去世了。
女儿的大名叫钱瑗，他们习惯叫她阿圆。阿圆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她学到了母亲的淡泊心性，也学到了父亲和母亲钻研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她一直都在很用心地做学问，每天都会备课备到很晚。
后来，她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开始不舒服起来，最初是咳嗽不止，还以为是感冒，然后是腰疼。等到她腰疼得起不来了，才决定去了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已经到了脊椎癌晚期。
那个时候，阿圆还在隐瞒着母亲自己的病情，因为同样重病的父亲也需要母亲的照顾。当杨绛后来得知女儿的病情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 了自己最爱的女儿身上，她心里万分伤痛，对于命运的安排却又无可奈何。
在杨绛92岁的时候，她创作了这本让世人读完潸然落泪的回忆录，女儿和丈夫的相继离世对她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她的内心十分怀念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于是，杨绛先生挥笔把曾经在一起的那些温馨时光记录下来。其实，起先记录一家人的生活的是他们的女儿阿圆，而且书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我们仨》。
可是阿圆身体状况很糟糕，虽有心却力不足，她有时候让家里的阿姨帮忙举着本子，自己仰卧在床上写，因为她的腰太疼了，已经坐不起来，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姿势了。
杨绛心疼女儿，就让她暂时搁置，好好养病，等到病好了再来写。只是没有想到，当书的大纲都已经列出来以后，女儿却先一步离开了。
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杨绛亲自执笔写下了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写作的过程中，回忆起以往在一起的温馨场景，其实是很折磨人的，在失去以后，往日情景再次浮现，除了怀念又能做些什么呢？
曾有人问起，这样的三口之家谁是主导呢？杨绛先生回答说，他们家的三个人就像万花筒中的三面镜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钱钟书的眼里，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见到她之前，钱钟书从未想过要结婚，娶了她几十年后从未后悔过，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在女儿阿圆的眼里，她和爸爸是最好的哥们。两个人都是妈妈的两个顽童，都要妈妈来照顾。
女儿和丈夫离世后，在半梦半醒之间，杨绛总是想起阿圆小时候的那些往事。每天的晚饭过后都是父女欢闹的时光。两个人闹到兴起，钱钟书就会装着可怜的声调，大声地对着杨绛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女儿阿圆会理直气壮地喊：“爸爸做坏事，被当场拿获。”
阿圆是他们女儿的乳名，在他们家里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都是随口就叫，所以钱钟书也会跟着阿圆叫杨绛“娘”。
杨绛走进卧室去看丈夫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原来，他在女儿的一只鞋里塞了一个笔筒，另一只鞋里塞了一个扫床的苕帚。阿圆的床头枕上摞了高高的几本大词典，上面放了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鞋子就放在了板凳上。
钱钟书沿着枕头又横放了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
阿圆站在床和书桌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里面，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钱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
杨绛看见也忍不住笑起来，全家三个人都在笑，以至于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好几声他们才听到。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时总是很温馨，时时充满着快乐。
而自从钱钟书患了大病以后，杨绛经常在医院里护理。等到钱钟书回家休养时，杨绛的身体也亏空了很多，常常觉得脚软头晕，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在女儿阿圆的照顾下，杨绛的身体才慢慢地硬朗起来，能独立行走，不需要再扶着墙一点一点地向前走。
阿圆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工作，回家的时候，她就细心地照顾爸爸妈妈。她在学校工作了一天，回家还要备课、改卷子，总是忙到夜深，但是她依然为父母准备丰盛的晚饭。
阿圆是在外出学习时学习的做饭，她也经常去找菜谱，一个菜要看三种食谱，学到了不少本领，她买了简单的烤箱，有时候会给爸爸妈妈烤牛肉。
杨绛先生说，他们这个家过得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她觉得自己的这一生并不空虚，因为有了丈夫和孩子，她活得很充实，也很有趣味。
后来他们失散了，杨绛先生就写了这本回忆录，把那些一同生活过的岁月再重温一遍，在记忆的深处和他们再重聚。她说，余下的岁月，也要开心努力地生活，不只是为自己，还为了他们两个。
他们那个家很朴实，家中的三个人很单纯。他们过着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的生活，一辈子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一家三口相伴，无论遇到什么苦涩艰辛的事情，最后都会变得甜润。
出身书香门第的杨绛，为了不增加父亲的经济负担，曾毅然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随后，她如愿考入了清华研究院。
初入清华大学的杨绛皮肤白皙，身材娇小，气质娴静如兰。有很多人追求她，但她都不曾动心。直到阳春三月的一天，在古月堂门外偶然遇见了钱钟书。那一刻，两人四目相对，彼此眼中互生情愫，仿佛两个人早已等待了很久。
他们很快就恋爱了，两人如胶似漆，经常约会和通信。不久后两个人告知父母，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同。
1935年，25岁的钱钟书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他成绩优异，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杨绛听了心里十分欢喜，决定陪伴他出国留学。尽管要自费，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办理了休学手续。
随后，两个人举办了婚礼，便一起到英国牛津求学。
生活中，钱钟书总是感叹自己是一个拙手笨脚的人。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那样一把抓。
刚到牛津时，一次，钱钟书一个人出门去办事，下公交车时没有站稳，车就开走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磕掉了大半个门牙。他用手绢捂着嘴，自己走回家，手绢一抖开，掉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很着急，赶紧陪钱钟书去找了牙医，镶了假牙。
牛津的学费比一般的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比较高。钱钟书又嗑掉了牙去看病，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有多少能让杨绛借光的了。
两个人初次来到异国他乡，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亲人，心里本来就万分愧疚，所以不忍心再从父母那里要钱来维持生计。杨绛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然后到大学图书馆里去自学。
那时他们在老金家做房客。老金家提供一日四餐，有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两人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每日也由老金的妻女收拾。
杨绛觉得自己从没有享受过这等自由。她不是正式学生，没有功课，时间都由自己支配。她想到自己一直想走入文学领域，却欠缺了许多文学课程，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都是文学经典，正好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一番。
图书馆临窗处有一行单人书桌，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十分清幽。杨绛为自己制定好课程表，一本书一本书从头到尾细细研读。那时候的她内心感叹，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当时，在牛津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都获得了奖学金和政府津贴，他们在假期中也会离开牛津，四处走走，看看当地的风景。钱钟书是不去的，他把假期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他们夫妻二人都是非常爱读书的人。
以前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待了四年，也是哪里都没有去过。只去了颐和园和香山，还是当时校庆日学校组织的。
牛津是一个安静的小地方，他们夫妻二人在那里，每天都到街上走走。两人走得很慢，边走边交谈。他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种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这种散步往往带有“探险”性质，因为他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都有发现。
老金家的伙食刚开始还可以，慢慢地却越来越不好。钱钟书的饮食习惯很保守，他不太喜欢西方的食物，干奶酪更是怎么也不吃。
杨绛的饭量小，她便把丈夫能吃的食物省下一半给他，因为杨绛总觉得丈夫吃不饱，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杨绛便动了搬走的心思，她想租一套带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钱钟书有些担心妻子，他觉得这样住着挺好，至少老金家的饭是现成的，因为杨绛根本就不会烧饭。
但是杨绛很坚持，她说不会做可以学，像老金家那样的茶饭，相信总能学会。于是她便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出门去找房子。找了好几家，后来找到了达蕾女士的房子，杨绛很中意那个住宅区，便去敲门了。
达蕾女士和她简单聊了几句，便领着她上楼看房子。
房子在二楼，有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起居室，取暖要用电炉。房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下面可以看到大片的草坪和花园。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和一间小小的浴室。
杨绛对这个房子很满意，觉得那里地段不错，因为离学校和图书馆都比较近，过了街就是大学的公园。住在老金家时，厕所和浴室都是大家一起用的，到底不如自己单独有一个方便。
杨绛带钱钟书过来看房子，钱钟书看后果然也一样的喜出望外，他们马上定下了租约，决定新年前后就搬进新居。
新居找到了，就要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先去食品杂货商店订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天早晨都会送到门口。面包刚出炉，就会有一个专门送面包的小男孩送到家里来。这样早餐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杂货商店还有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等熟食，有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这样看来午餐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学着去做就好了。令他们高兴的是，杂货店有送货人员送上门，把货物装在木匣里放在门口，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两个星期结算一次账。
杨绛和钱钟书每次都是路过商店，订购好需要的食品，当时就付账，从不等到两星期以后。店主很开心，每次进了新货便会立刻通知他们。
两个人搬进去以后，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搬了一个小小的家，也忙碌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到深夜，钱钟书劳累得倒头就睡，杨绛也特别累，却过了很久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搬进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杨绛醒来后，看见钱钟书已经做好了早饭，而且还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子，把早餐直接端到了妻子的床前。钱钟书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都是他从同学那里学过来的本领。还准备了黄油果酱和蜂蜜。
杨绛一下子就感动了，这个平时笨手笨脚的丈夫居然把饭做好送到床头了，她感觉自己从没有吃过那么香的早饭。
搬进新居有厨房了，有一次钱钟书想吃红烧肉，两人便开始尝试。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开足了马力使劲地煮，把汤煮干了再加水，做出来的红烧肉十分难吃。
第二次他们买了一瓶雪莉酒当做黄酒，杨绛想起妈妈曾经说过，有些食物是要用文火熬的，汤不要倒掉，只撇去沫子慢慢地去用文火炖。于是，第二次红烧肉居然做成功了，钱钟书吃得很快活。
两个人就这样一边探索着做饭，一边快乐地生活着，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暑假的时候，夫妻两人来了一次远游，他们先到了伦敦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正好钱钟书被国内的政府当局派去瑞士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他们便又去了瑞士。从瑞士参加完会议后，他们去了巴黎。
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两个人决定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于是请同学帮忙办理了注册入学手续。
返回牛津的时候，杨绛发现自己*了。钱钟书很开心地说：“我想要一个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就在温暖的五月份，两个人可爱的女儿降生了。当时两个人住的寓所，虽然离医院不算太远，但是公交车不能直接到达。钱钟书要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能步行。
那天，钱钟书到医院来看了四次。上午来时，知道得了一个女儿，但是医院不让他和杨绛见面。第二次和第三次来的时候，杨绛因为用了药还在昏睡，无力说话，直到第四次过来，才看到了清醒过来的妻子和女儿。
钱钟书看着女儿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后来等女儿阿圆长大，杨绛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她，阿圆心里很感激。
以后每逢阿圆过生日的时候，钱钟书总是会说，这是你母亲的受难日，但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你——阿圆出生时浑身青紫，是被护士拍活的。
在杨绛住院期间，钱钟书每次过来都会告诉她，自己在家里闯了祸。不是把灯弄坏了，就是把门轴弄坏了，还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给染了。
杨绛听了总是温情地说出三个字“不要紧”，然后说你不用管，回家后我都会弄好。
在婚姻中，杨绛很聪慧贤明，她包容着钱钟书的缺点，从不试图去改变他。在后来相伴的63年岁月中，她总是如此，从未拿任何家务事去烦过丈夫，即使有麻烦，只要是自己能解决掉的都不会告诉他。
同样，在钱钟书的心里，有杨绛在的家才像家。他把自己沉浸在杨绛给予的爱中，像个孩子一样。
钱钟书找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翠绿的嫩蚕豆瓣，煮了汤，盛在碗中端到杨绛面前。
当时杨绛心里想，这要是让全家人知道他们的大少爷能这般伺候人，不知道该多么惊奇呢。
在女儿出生后的第100天，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她从牛津乘火车到伦敦，转乘渡船到法国登陆后，又乘火车到了巴黎，来到了朋友为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里。
朋友帮他们租的寓所很好，公寓离车站很近，上车5分钟就能到巴黎市中心了。
公寓的主人是一名退休的业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了这栋房子来出租，并且管着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做得也比较丰盛。
在巴黎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不少，也有一些人过来旅游观光，所以他们每次出门总会碰到中国人。看着熟悉的面庞，那种孤零零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感觉就会少一些。
杨绛不忍心把女儿送去托儿所，她不想女儿按照规定的时间去吃喝拉撒，便自己在家里带女儿。
住在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常抱阿圆过去玩。她还对杨绛说想把孩子带到乡下去养，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蔬菜也好。
杨绛自然舍不得，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她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她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
一次，对门的太太把阿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里睡了一晚，阿圆倒是很适应，没哭一声。可杨绛和钱钟书夫妻两人却彻夜未眠，他们是一样的牵心挂肠。
因此，杨绛只是在自己需要出门的时候，托对门太太来照顾女儿，并付给她相应的报酬。
钱钟书在巴黎大学的这一年，读书非常努力。他每天要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和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他各个国家的语言水平都进步飞速，一年之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杨绛。
他们结交了一些留学生朋友，也常常请朋友们来家里做客。但是，房东太太家的伙食太丰盛了，吃饭的时候要一道一道地上，一顿午餐基本上就消磨了两个小时。杨绛和钱钟书都是很爱惜时间的人，住进去不久就自己做饭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把时间都浪费在等待吃饭上。
女儿阿圆一定是受到父母爱看书的影响，从小就很喜欢书，看到爸爸妈妈在看书便过去抢。
杨绛发现后给她买了一只高凳，买了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阿圆坐在高凳里，前面放着一本大书，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学着大人的样子，一边看书一边在书上乱画。
之前在牛津产院时，杨绛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了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才得知家乡已经被日军占领。后来辗转从上海的三姐那里知道，父亲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
当他们迁居到法国后，大姐来过几次信，却始终没有提到母亲。杨绛心生疑惑，追问下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在逃难时去世了。
那是杨绛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她心里悲苦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放声痛哭，哭个没完。
丈夫百般劝慰，但是杨绛心里还是非常难受，她自己刚生了女儿就失去了妈妈。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她刚尝到了做母亲的艰辛，还没有回报自己的母亲，母亲却已经不在了。
于是夫妻两人商量好，终止在法国的学业，马上回国去见家人。当时的巴黎也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几经辗转一家人才坐了一个三等舱回国了。
一路颠簸和折腾，胖胖的女儿一下子就变瘦了。
船到了香港的时候，钱钟书上岸直赴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时的清华属西南联大，出国前他曾答应过回来就去清华大学教书。
杨绛则带着女儿去了上海钱家，见到了公婆一家人，又去见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妹。阿圆当时一岁多了，不爱叫人不爱说话，偶尔从嘴里发出来的都是法国的卷舌音。但是小孩子学语言很快，过了没多久，她就学会了说无锡话。
当时钱家和杨绛的父亲都是逃难避居在上海，居住的地方不是特别宽敞，杨绛和女儿有时候挤在钱家住，有时候挤在自己爸爸的居处住。后来，有一个远房亲戚把他家的三楼让给了杨绛的父亲住，父亲便把杨绛母女接去同住，这样她们才暂时有了一处固定的安身之所。
杨绛经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的一位小姐做了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到了暑假的时候，钱钟书由西南联大回到上海过假期，一家人都很开心。
当时，杨绛的母校振华中学随苏州一起沦陷了，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到上海，于是，振华的校长便让杨绛和她一起筹建分校。
1939年暑假过后，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开学了，校董会邀请杨绛去做校长。而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任职不到一年后，听从父亲的安排去了蓝田师院当英语系主任。
夫妻两地分居的时候常常写信，钱钟书不仅写信，还为杨绛记下了详细的日记，所以两个人身边发生的事情彼此都知道得很清楚。
女儿阿圆依旧很喜欢读书，她常常自己爬到四楼去听小表姐读书。杨绛看她那么羡慕表姐的《看图识字》，就给她买了两册回来。没想到两岁半的女儿拿到书就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竟然一字不差。
大家突然明白，她每天坐在小表姐对面旁听，认的字全是颠倒的字，所以会把书倒过来看。杨绛的父亲说，这个孩子有天分，过目不忘。
杨绛常给她买带插图的幼儿书籍，但是她读得很快，杨绛便特意给她挑选长的故事。有一次买了一套三册的《苦儿流浪记》，女儿刚看了开头就伤心地哭起来，杨绛说那是故事，到结尾苦儿就不流浪了，但不管母亲怎么说，小姑娘一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
杨绛想起自己平常看书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倒是钱钟书看到书上有可笑处就痴笑个不停，便在心里想，女儿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
没想到的是，多年后，阿圆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杨绛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原来，她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两年后，钱钟书回到上海，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乖巧的女儿也一下子变得好动淘气起来，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两个人整天打打闹闹。
珍珠港事变后，振华分校解散了。杨绛又去了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业余的时候写剧本。钱钟书在教会大学教课。夫妻两人没有多少收入，物价又连续上涨，因此，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很艰苦。
但是，杨绛和钱钟书却觉得即使命运波折不断，只要一家人同甘共苦，便胜于别离。钱钟书对妻子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那时，他们沦陷在上海，生活越来越艰苦，家里想要有柴和米都并非易事。抗日战争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展开“地毯式”轰炸，于是杨绛的父亲带着杨绛的大姐、三姐和姐夫一家回了苏州。杨绛事忙无法脱身，便留在了上海。
1945年的3月底，杨绛的父亲在苏州去世了。
贫穷和生病总是形影不离，钱钟书在那段时期每年都会生一场病，女儿阿圆上学一个月也会休息几个月。在1947年的那年冬天，阿圆的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来是骨结核。
两个人带着孩子四处辗转看病，10个月后，女儿的病完全好了。大夫对他们说，这是运气，有些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会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
1948年的夏天，钱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在各地的一家人都赶回了无锡老家聚会。
这次聚会，在孙子和孙女的队伍中，阿圆意外得到了爷爷的宠爱。
那天，爷爷偶然在一间厢房的床上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阿圆已经为他盖好被子，还盖上了脚，自己则坐在一旁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其他的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只有她在屋子里静静地看书。
那时候的阿圆已经十一岁了，她已经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还在杨绛和钱钟书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特别喜欢读书，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第一时间找书看。
爷爷醒来后，当场考了她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
在上海沦陷的这段岁月里，两个人的生活饱经忧患，也见到了世态炎凉。夫妻两人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钱钟书说，一个人在二十岁的年纪就应该轻狂，不狂便没有志气，但是三十岁仍然轻狂，便是“无识妄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他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他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杨绛和钱钟书收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清华大学是他们的母校，两个人便带着女儿登上火车，欣然前往，开始了在新中国的工作。
当年，杨绛和钱钟书在清华求学期间，度过了一段终身难忘的青春岁月。这次两人又双双来到母校，在这里教导学生。夫妻两人内心都很高兴。
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到了以后，钱钟书在清华主要指导研究生，杨绛则兼任教授。因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杨绛自称“散工”。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她却只愿做“散工”了，因为这样可以少开一些会。
他们把女儿的大名取为钱瑗，钱瑗刚离开上海时12周岁，已经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来到北京后，杨绛本来打算送女儿去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要求她从一年级读起。
杨绛看到初中的学生开会很多，基本上每天午后总是开会。女儿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很重要，因此杨绛就给她办理了休学，自己来教女儿的功课。
钱钟书因为工作的需要，要住到城里去。临去的时候，并没有嘱咐妻子照顾好女儿，却嘱咐女儿好好地照顾妈妈，阿圆很负责任地答应了。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女儿对杨绛说：“妈妈该搓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看来钱钟书嘱托女儿照顾妈妈是对的，杨绛还真没有女儿心细。
阿圆不去上学，脱离了集体生活，但是她生活得并不孤单，她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闲自在。杨绛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化学、物理、英文和法文。钱钟书周末回家，也会帮女儿批改中英文作文。
1951年的秋天，阿圆考取了贝满女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于是，她就进城住到学校里去了，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好朋友，周末便带他们到家里玩儿。
女儿住校了，钱钟书又要去城里工作，家里只剩下了杨绛一个人，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一家人才能团聚。
然而，这种简单快乐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随着“三反”运动的波涛暗涌，杨绛一家的生活从此变得不再平静。
阿圆读了三个学期，觉得身体有些疲惫，怕以前的旧病复发，于是便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了一年。
在“三反”运动改造期间，杨绛一家人为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
阿圆喜欢读书，也喜欢弹琴。她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和书信集等，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语系。她一生最大的志愿是当教师队伍里的尖兵。后来，她毕业后果真留校当了教师。
1957年，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爆发，国内的形势一度紧张。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钱钟书和杨绛却从未间断过工作，而且还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杨绛还按照计划完成了一些外文书籍的翻译工作。
1958年底，杨绛和钱钟书被分别下放到农村，女儿也下放到工厂炼钢。
那时，正好赶上三年饥荒。钱钟书的工作是掏粪，吃的是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不过，即便如此，阴历年底，钱钟书回北京时还是很顾家，带回了很多北京已经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生产的蜜饯果脯。
就这样，他们夫妻分离了几个月后又团聚了。这次他们搬到了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的更小。
女儿阿圆从工厂回来的时候，学校便分配她留校当了助教。杨绛得知消息后，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在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如今女儿可以始终在父母身边了，杨绛当然开心。
1962年8月，他们一家又迁居到了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里。有4个房间，还有厨房和卫生间，以及一个阳台，夫妻俩很高兴地添买了家具，住得更舒心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都不好过，杨绛和钱钟书每月只有很少的生活费，存款也冻结了。女儿阿圆曾一个人去了延安一段时间。
为了避免与强邻相处，1973年12月，阿圆把父母接到了北师大，把他们带进自己住了三年多的大学宿舍。那是一个三楼朝北的房间，非常阴冷。女儿当时只顾着读书，等他们进屋时看到的是一个又脏又乱的房间。
当时左邻右舍看到阿圆的父母来了，都伸出了援助之手，送来了被子、枕头、锅碗瓢盆等一些生活用品。大家的热心一下子解决了他们在那里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杨绛和钱钟书内心十分感动，觉得女儿能如此获得周围邻居们的关爱，真是一种幸运。这样几经辗转，他们一家人终于又团聚在了一起。杨绛说，屋子虽然是寒冷的，但内心感到的却是温暖。
他们很快收拾好了房间，床是沿墙放着的，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厨房在走廊上，也生上了煤炉。一家三口面对面坐着吃晚饭，心里轻松又愉快。
冬天的时候，屋子里太冷了，宿舍里经常停电，也没有暖气。寒风从窗户缝里呼呼地吹进来，宿舍是在北面，照不进来一点太阳。
那时，恰巧阿圆的同事有一位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出去，于是那位同事便让杨绛一家去住在小红楼里。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他们住的是一间朝南和一间朝东的房子，阳光很好，冬天也会暖和些，里面还有一些家具。
搬家的时候太忙乱了，钱钟书别处插不上手，就去扫堆积了很久的积尘。杨绛去阻止时，他已吃下了大量灰尘，再加上连日天寒，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困扰他多年的哮喘。
他每次一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只能用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从医院开些了药回来吃，却久久不见好。
1974年1月18日下午，杨绛刚煮好一锅粥，便听到了钱钟书沉重的呼吸声，那呼吸声越来越急促，杨绛便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挂了急诊。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四个小时后，钱钟书才慢慢地缓了过来。
经过诊治，他的病情渐渐好起来了，能起床卧在躺椅上。他躺在椅子上依旧看书，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写出来的字都是歪歪斜斜的。到医院检查过后，才知道是因为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这是无法医治的，好在大脑没有损伤，只能慢慢地静养。
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那个时期各个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他们不愿总占着别人的房子不还，便决定搬离小红楼，到学部七号楼的一间办公室住。
办公室并不大，不过却也有其他的好处，图书资料室就在前面的6号楼里。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经常过来照顾他们夫妻。住在北师大时，有女儿的许多朋友来照顾，搬到了这里，又遇到了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
杨绛心里觉得，虽然是住在陋室，倒也可以安居乐业。夫妻两个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下，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工作。
终于，在1977年立春那天，他们搬进了新居。新居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他们住在简陋的办公室已经两年半了，后来才知道是领导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克服种种困难给他们找了房子。
房子是三室一厅，对他们夫妇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两个人有很多书，书房不够用了，连客厅也变成了书房的一部分。房间的摆设十分简单，书房里的书架却是气派十足，满满几大架的书像极了图书馆。毕竟夫妻两个都是十足的“书痴”。
自从迁居到了三里河寓所，杨绛和钱钟书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可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也总是夹带着烦恼和忧患。
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经历了暴风骤雨，他们夫妻的心境也是淡然沉静，一家人携手走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后来钱钟书身体不好，接连动过几次大手术，多年的哮喘始终不见好转。然而，对杨绛最致命打击的是已经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的女儿阿圆因为脊椎癌晚期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时的杨绛已经80多岁高龄了，怀着丧女之痛，她仍然坚持着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亲自做饭带给他吃。女儿的事她最初还瞒着丈夫，后来才慢慢地告诉了他。
岁月不会顾及人的深情，一年后，钱钟书也离开了。他给杨绛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好好活。”从此在这个世界上，一家人之中只剩下她一个了。
之后的日子，杨绛深居简出，只与钟爱一辈子的书和属于他们一家人的回忆相伴。她拒绝了很多想上门拜访的人，只安静地在家看书写字。
在她的心里，最爱的丈夫和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也从没有虚度过自己的一生，独守着一隅静好时光，用文字刻画着岁月的印痕，直到105岁离开人世 。
杨绛先生用她百年的经历为我们道出了家的意义，也对人生中最美好的亲情、爱情做出了完美的诠释。她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悲喜交加才是我们真实的一生，而学会如何在世事浮沉中安然自处则是我们一辈子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