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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借对岳阳楼的景物描写，表示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物我观念，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岳阳楼记》充分地表现了范仲淹的创作才华。文章在写景抒情中，夹以议论，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严密完整，精妙的艺术构思，使这篇文章成为历代散文中的名篇。《岳阳楼记》的艺术结构巧妙，艺术意境深远。文章一开头，指出写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时候，这里最重要的是“谪守”二字，全篇文章写景抒怀，都从“谪守”二字点出。

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进士，又在西北共同防御西夏有功，范仲淹推荐他以天章阁待制的官衔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后知庆州（甘肃庆州），庆历三年（1043），滕子京被诬贬为岳州知州，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也被贬出朝廷。滕子京到岳阳后，第二年重修岳阳楼，楼成请范仲淹作记，所以开篇的“谪守”二字，是作者没有就楼论楼，而是意在楼外，借楼来抒发“谪守”的无穷思绪，表现内心的愤滤不平之气。

他特别指出滕子京到岳州后，第二年，就出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政治局面。当他简单地交代作记的原因之后，接着对洞庭湖大观作一番概括性的介绍，他先点出：“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洞庭湖是巴陵名胜之冠，“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极写洞庭湖的壮阔雄伟，“衔”字、“吞”字，突出了浩瀚的洞庭湖的气势。“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句，又引出“迁客*人，多会于此”的原因，而迁客*人登上岳阳楼的“览物之情”，又因人的遭遇、心情不同而异，“得无异乎”的“异”字，又引起对洞庭湖的不同景状和感受的描写。

作者由物及人，由人到情，由情到论，步步递进，环环相扣，让自己尽情地抒发内心悲喜忧乐之情。《岳阳楼记》的另一特色，是情景交融，议论与抒情密切结合。文章还是从“异”字引出了迁客*人的“览物之情”的“得无异乎”的感受，又通过对比的手法，把悲喜之情托出，因景抒情，托物言志，表现得酣畅淋滴。

范仲淹极力渲染“迁客*人”的两种“览物之情”，在不同景物的描写中，抒写“感极而悲”和“其喜洋洋”的两种情绪状态。前者写雨天登楼览物的情景，由于见到的是风号浪涌、日晦山隐、檐倾揖摧、虎啸猿啼的凄厉阴森的景象，因而产生了“感极而悲”的情绪。

对比之下，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登楼远望，则见静静的洞庭湖波，一碧万顷，鸥翔鱼游，兰香芷青，月下的洞庭更是美不胜收，“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在这种情景中，听到的不是“虎啸猿啼”，而是“渔歌互答”的悦耳之声，其感受也不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惧镖，而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而生的“其喜洋洋”的赞叹。在抒发感情的描写中，紧接着就托“求古仁人之心”来发展议论。

对于上述的因景物变化而产生悲喜的两种心情，古代仁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怀旷达，在不同的处境中，始终心怀国家与民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忧民的思想，十分崇高。他又设问：这种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又何时完结呢？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在赞叹议论声中，引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结论来。这种哲理式的议论，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已任的政治理想，他以这种理想作为自己的行动的准则，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语言的运用上，《岳阳楼记》也独具特色。描写景物时，多采用四字句，注意到语言的工整和对偶，并且使用排比句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如“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浮光跃金，静影沉璧”，两相对偶，把洞庭湖风光尽收笔底。在议论部分，则多采用散文句式，简洁流畅，突出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语育十分凝练，如“衔远山，吞长江”，一“衔”一“吞”，显示出八百里洞庭的雄阔气象，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先”一“后”，精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成为千古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在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就已“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说明了赋岳阳楼的作品之多，而范仲淹竟以他豪迈的气势、阔大的胸襟、优美的描写，压倒了历代作品，为雄伟壮丽的江南名楼增添了光辉。

参考资料

《岳阳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