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在“五四”激流中，康白情因创作自由放纵且独具特色的新诗而名噪一时，他的《新诗底我见》是当时优秀的诗论文章之一，该文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是事实，是真理。”但同时他认为：“诗尽管是贵族的，我们还是尽管要做平民的诗”，主张诗人们要“写大多数的人底生活”“要使大多数的人都能了解”从这些观点看，康白情还是把“平民化”作为写作目标。

俞平伯则认为：“平民性是诗的素质，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主张“还淳返朴”。俞平伯的观点贯穿着一个意图，那就是探讨新诗如何才能与群众结合，怎样才能实现新诗的社会化。当时，有很多人从民歌民谣中吸取大众的营养，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仿民歌民谣创作的诗集，俞平伯最后一本诗集《忆》走的也是民歌的道路，他们力图从创作实践上使新诗向民众靠拢，实现诗的平民化。与平民文学主张完全相反的是梁实秋，他认为诗是贵族的。这场论争以“诗是平民的”一方争取了多数人的支持而告终，毕竟在当时来说，这一主张顺应了新文学革命的主潮和发展方向。

这场争论推动了新诗语言朝着更为浅俗的方向发展。启蒙的时代需要除了导致诗歌语言的白话化之外，还会使部分诗人走向大众化的创作立场。真正走上大众化创作道路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后起的居于边缘地位的青年人，他们由于远离新文化运动中心而对新文化运动知之不多，这部分人有创新的热情和反抗的冲动。20年代初，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展，工农大众的力量开始受到注重，这些青年人便迅速地将目光转向大众，并投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他们的诗也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社会，由主张抒情转向主张写实，他们到大众中去获得大众意识，并以大众为对象创作服务于大众并能被大众理解的诗歌，形成了20年代前后诗坛引人注目的革命诗歌现象。除了思想启蒙之外，这些关于新诗语言和表现对象的理论倡导和论争进一步促进了早期新诗语言的白话化和创作立场的大众化，同时也使新诗精神具有了更为浓厚的启蒙色彩。在文学活动中生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隶属度是衡量该文学运动得失的重要尺度抛开文学的现实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