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早期的官窑瓷器的底款很少写皇帝年号，《浮梁县志》载：“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破碎后，沉沦于污泥之中，车马践踏，而皇帝年号，文字清晰存在，认为是对皇帝的不敬，所以很多人认为康熙早期不写皇帝年号底款，是因为不吉利。

这种说法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明清官窑瓷器从永乐开始到宣统历朝历代均书写皇帝年号底款，康熙中期也开始写皇帝年号底款。可见不吉利之说并不可靠。

康熙釉里红云龙纹钵缸

官窑皇帝年号款识的确立，是封建皇权进一步集中和提高的表现，这时的国家形态与皇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书写皇帝年号底款，瓷器的性质与意义都得到了加强，更加容易辨别。同时，也要求制作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对此年号的皇帝本人与制瓷工匠均提出了要求。

官窑瓷器本身的含义与本年号的皇帝基本划上了等号，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的瓷器才能落款。官窑瓷器也大多受皇帝本人的影响，无论造型、纹饰、寓意，都是皇帝主动传达某种含义，以显示皇帝的*与意图。

康熙矾红云龙纹杯碟

自满人进关建立清朝初，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亲王联合议政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还不能够有意识地，或者主动地把御制器物作为皇权的象征，也不会借御制器具的造型、画面装饰来传达某种政治含义与特定的社会功能。

因此大多数御窑厂供应的瓷器都只是日常生活用品，对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也没有特别的规范要求。这个时期，清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皇帝不仅需要巩固、加强皇权，还需要面对如何统一全国、平息叛乱等一系列问题，自然没有时间、精力去研究瓷器，并打上象征自己皇权专制的年款印记。

从清初官瓷器的底款很少写皇帝年号可以看出，政府对瓷器的生产没有过多的施加影响，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制瓷环境，不管是官容还是民奋都有较大的自主和创造空间。

康熙珐琅彩碗

康熙御窑正式开始于康熙十年，生产了大量的精美瓷器。但这个阶段，康熙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御窑厂的建设和人事安排。

中期康熙十九年、二十二年，康熙连续两次派督陶官亲赴御窑厂督造瓷器，说明御窑的作用正式进入康熙的视野。这个时期天下太平、国强民富，烧制御瓷不仅是为了在御瓷上题底款年号体现皇权的尊贵，并且还作为所有工艺技术的最高标准以及教化民众的表率展示于天下。

康熙仿定窑三牺尊

晚期，康熙基本上都是让地方官员兼管理御窑，其重视程度远不如中期。这与“官搭民烧”有很大关系，这时的民窑生产水平已经很高，无需督陶官督烧瓷器的质量，只要地方官员管理、解运御瓷就可以达到目的。

另外，康熙晚年对国外传进的法玻彩非常感兴趣，在清宫造办处集中了很多人力、物力加以研制。例如，康熙五十五年三月，马国贤自畅春园写信回国说：“皇上对欧洲的珐琅着了迷，想尽法子将珐琅画的新技术引进宫廷的作坊。”这也多多少少减低了康熙对景德镇御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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