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宋代有不少文人曾在著作中留下了关于桃符或春贴的记载。南宋著名文学家周密曾在《癸辛杂识》中写过一个故事，说某县的教谕因在桃符上写了一副对子——“宜人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而被人举报说他话里有话，结果便因言获罪。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也曾在其《元日》一诗中写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与旧符，就是指对联。

此外著名理学大家朱熹与政治家范仲淹更是十分喜爱撰写这种对仗工整的语句，并经常以此为礼物送于别人。在众多理学、文学大家的推崇之下，在除夕夜写对联也成为文人消遣与怡情的重要手段。

王安石纪念馆雕像

其实在明代之前，对联还仅仅局限在文人士大夫群体当中，是他们把酒言欢的佐料，贴对联真正得以普及到民间，是从明朝开始的。

陈云瞻曾在其文中写道：“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勿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意思是说，除夕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令南京的达官贵人在家门口张贴对联，朱元璋要在微服私访时看看他们门前的对联是否有趣。

胡军饰演的朱元璋

此时的对联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

其一，对联不再刻写到桃符上而写在红纸上，用红纸书写不但成本低，而且寓意十分喜庆，这一习惯也延续至今。

其二，对联在创作水平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其创作日渐与桃符相分离，在吸收唐诗、宋词、元曲等诸多艺术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字数不断增加，形式也不再拘泥于五言或者七言，题材也由文人之间的典故文化扩展到民众的生活百态。

写在红纸上的春联

到了清代，春联发展到繁荣乃至全盛时期。南怀瑾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在文学方面有一个境界上的演化过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代则是对联。

清朝时期的对联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是用处极为广泛。清人周世德曾说：“今夫对联之相需也，亦甚广矣。自门庭楼阁、厅堂书室、园亭台榭、寿诞婚嫁、文武科第，以及市井僧道寺观、翠馆优场，春夏秋冬，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无处不用。”

意思是说，对联在空间上从高雅的门厅楼阁、书房花园，到市井社会中的道观寺庙，乃至娱乐场所，都有存在，从时间上来说则贯穿了一年当中的春夏秋冬。

其二是对联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八股文主题、构思、文气、用笔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们在写对联时开始模仿八股文，要为对联写一段序言以对其做一个简要介绍。到清代中晚期，则出现了大量挽联性质的对联，此外桐城学派的复兴也使得对联更加的散文化，更富有文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