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祭2020
（原标题：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封面
上下三千年，这款大鼎为何一直高居C位？
“皮氏国”的来历，以及“左史”与“右史”
中华文明，能够追溯的源头之一，便是《史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史记》是戎夫的《史记》而非司马迁的《史记》，戎夫的《史记》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800多年。
公元前900多年，西周有个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叫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周穆王曾命令当时的史官戎夫，编辑了一本《史记》。这本《史记》主要讲了28个国家灭亡的教训，第一条教训就是“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这本《史记》原名叫《逸周书》，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此书系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书中记载，当时汾水流域有一个叫做“皮氏”的小国，由于国君言而无信，一些贤能之士要代而行政，国君实行镇压，发生动乱，夏帝不降三十五年，地处今天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国趁虚而入，出兵灭了皮氏国。
今天看来，这个“皮氏国”的来历还有点意思。
从历史课本上，我们知道古代有“燧人氏”，有“神农氏”，却少知有一个“皮氏”。
却说，古代发明在树上筑巢居住，改善了先民穴居条件的人被称作“有巢氏”；发明钻木取火，改变了先民生食冻馁条件的人被称作“燧人氏”；遍尝百草，带领先民们种植五谷的人被称作“神农氏”；而最早发明衣服的人，则被尊称为“皮氏”。
原来，随着分工的细化，被射*的动物食肉之后，便有了鞣皮制革工艺，解决了人们御寒、奉礼需要。
“皮氏国”很可能就是古代以鞣皮制革为擅长的一个群体所组成。
“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纪》。”《逸周书》第六十一篇《史记解》记载的是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的事情。
“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文中讲到，一天清晨，周穆王想起了古代一些帝氏治国成败的教训，便召来史官戎夫，让他记录下来，每月朔日望日讲给自己听，以便有所鉴戒。
《逸周书》一书中，周穆王评述的上古二十八位帝氏政治上的得失及亡国的教训，这些帝氏依次为——
皮氏、华氏、夏后氏、殷商氏、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氏、郐君、共工、上衡氏、南氏、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氏、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氏。
其中夏后氏即夏桀，殷商氏即商纣，有虞氏即舜子商均之后，共工氏即“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康回。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封面（扉页）
上述这些为后人所熟知的重要历史人物，“皮氏”不仅与这些帝氏并列，且赫然载于二十八位帝氏之首。
“拔得头筹”的重要原因在于，因“信”与“义”而被最早灭亡的国家。
可见，中国古代对诚信的重视，很早就提高到了生死存亡（“信不行，义不立”）的地步。
这些历史信息和历史细节，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汉书•艺文志》告诉我们，“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乃中国古代朝廷很早就立下的规矩。资料显示，“左史”、“右史”乃上古实有的史官设置，最早出现于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在位59年的武丁，公元前1250年继位，乃商王朝最为贤能的君王。年轻时就被父亲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辛。
公元前1247年，据说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将他任命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励精图治，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
内政巩固之后，武丁便开始了大规模征服。在武丁时代，商王朝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组成了一支相对固定而庞大的军队。先是迫使周边时叛时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着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小邦甫、衔、让等，以扩大版图。
至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这个时候，已经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
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武丁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
此举开了分封制的先河。而后来在分封制上发扬光大的周王朝，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后，这个时候接受了商的封号而开始的。
这个时期，活人祭祀开始流行，一次祭祀仪式上百人做牺牲的记载就有多次，对卜辞的迷信发展到了极至。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已经定型。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备选封面（01）
上下三千年，司母戊大方鼎一直是主角
武丁时代，中华文明的结晶正在逐步形成和建立，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甲骨文和青铜器。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成为今天我们认识武丁时代的杰出代表。
那具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的旷世大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出土便震撼世界。四周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一种威武凝重之感时时逼人；足上的蝉纹，图案的蝉体，线条清晰而蜿蜒。腹内壁“后母戊”三字，笔势雄健，形体丰腴，无不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
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还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却说兵荒马乱的年月，地处中原文明腹地的河南安阳一带，老百姓都有“探宝”的习惯。恰逢1939年3月，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探得一件带铜锈金属宝贝，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一个铜锈斑斑马槽式的庞然大物抬出来时，令所有村民震惊。为个庞然大物便是司后母戊大方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即被日寇占领。日本人对中国的文物很感兴趣，虽然大方鼎秘密运回，用柴草伪装在村民吴培文的院中，但很快日本人便知道了消息。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来到吴培文家，未果。十分紧张的村民们打算迅速卖掉，以逃避祸害。他们秘密找来北平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很有眼光的肖寅卿出价20万大洋，因为体积太大不好运输，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
20万大洋对那时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天大的诱惑。资料记载，农民们遂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
或许因为大鼎太过结实，久砸不开；或许因为是陈年神物，心存敬畏的村民心里“虚”了。
他们越砸越觉得作孽，对祖先的敬畏之心战胜了20万大洋的诱惑之心。司母戊大方鼎这才完整保留了下来——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