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也蓬勃发展，包蕴其中的“新文学运动”更是一往无前。时至1921年，“新红学”应运而生，距今也已整整一百年了。
“新红学”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尝试以新的视野、史料、方法来重新研究《红楼梦》的学术理念。“新红学”的创立，以胡适于1921年撰述《红楼梦考证》为标志。可以说，“新红学”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红学流派。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著名学者，皆为“新红学”奠基者与开拓者；周作人、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学者，虽未明确跻身“新红学”阵营，可对于《红楼梦》研究也不乏新见识，可称广义上的“新红学”代表者。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代“新红学”大家名师，并不是只顾史料文献、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神”。除却在学术上对《红楼梦》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的字斟句酌，他们对《红楼梦》小说本身以及小说人物，也自有一番嬉笑怒骂、性情各异的衷心品评。他们对此有着独特的人性领悟与人生观照，甚至于还要以《红楼梦》人物自况自拟，把“读后感”生生地做成了“人生观”，把小说人物的一生真真地过成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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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最爱“尤三姐”，最厌“林黛玉”
1929年1月3日，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由上海至杭州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第三次常会。次日上午9点，胡适参会并请辞董事一职；下午5时左右，会议便告结束。赴会之暇，胡适还参加了一次上海《铁报》“如何评价《红楼梦》人物”的民意测验。
这一事迹，从未见其日记或年谱记载，更无后人提及。但这的确是见诸当年报刊的确凿记载，并非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的什么“掌故八卦”之类。这一新闻短讯篇幅不长，却将胡适在西子湖畔参加“红楼梦人物测验”的事迹简明记述了下来。胡适当时选择的最爱者为“尤三姐”，理由是“因为她有点骨气”，最厌者为“林黛玉”，理由则是“因为她刻薄小气”。
尤三姐
胡适“最爱尤三姐，最厌林黛玉”的个人评价，也可称一桩近代学林趣事与“红学”逸闻。
须知，这一桩趣事与逸闻的可贵在于，一向以“史料考据”为学术旨趣的胡适，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大多只评述小说本身的版本演变史及作者生平之类，始终强调严谨的考证方法与缜密的史料证据链，鲜有直抒胸臆，直接点评小说人物之举。这一事迹恰可证明，即使再讲求客观、理性看待文学史的学者，对待小说人物也总会有十分鲜明的主观评价；或许可以终生不付诸论文表达，但还是有意无意地有所流露。
遗憾的是，由于记述简短，无从获知这一事迹的更多细节。据查，1929年的《胡适日记》于1月5日这天中断，至10日重又开记。会议期间，他在杭州逗留了几天，不可确考，至少两天，却可肯定。在这两天之中，据其日记所载会议议程之多，他本人还兼会议秘书，恐无法抽身闲逛；与《铁报》记者侃红楼、填表格，更无从说起。所以，会议之后次日，即1929年1月5日与《铁报》记者晤面的可能性较大。或者说，1月5日至9日，胡适均有在杭州逗留的可能性，这期间也皆有与《铁报》记者晤面之可能。
事过二十年后，时至1949年4月1日，仍有此次测验当事人对此念念不忘，又撰写了一篇题为《胡适热恋尤三姐》的文章，来忆述此事。文中写道：
十五年前沪上某银行在杭州举行之民意测验，列举一问题曰：“在红楼梦许多钗裙之中，你最喜欢哪一位？”当时收到答案甚多，统计结果，最多人喜欢林黛玉，但在此堆叠成丘之函件，内有一封胡氏之亲笔函，称其于红楼梦中人所喜欢者乃尤三姐，其列举理由，称尤三姐冷艳如冰，热情如火，出污泥而不染。虽难能可贵，主事者得此函后，曾大事宣传一次，有一女读者竟投函反问胡夫人是否喜欢柳湘莲，惜胡夫人并未还答耳。但胡氏之热恋尤三姐已为一时之佳话。
除了时间记忆略有疏误之外，将二十年前的测验误作“十五年前”，文中提到的胡适亲笔所写“最爱尤三姐”之理由，较之《铁报》报道者，还更为充分一些。譬如，胡适称“尤三姐冷艳如冰，热情如火，出污泥而不染”云云，足可补充之前报道中仅称的“因为她有点骨气”这一句话评价。再者，此次测验全民投票的统计结果，乃是“最多人喜欢林黛玉”，而胡适评出的“最厌林黛玉”，恰恰与“民意”相悖。
胡适这一事迹，于后世读者而言，可视作趣事或逸闻，茶余饭后聊作谈资，亦无不可。另一方面，对于所谓“红学界”而言，“新红学”开创者胡适的相关事迹研究已颇见规模，且早已推出《胡适红学年谱》，这一事迹或还有“入谱”之价值。
周作人：最爱“晴雯”，最服“凤姐”
周作人不是“红学家”，但作为资深读者与新文学作家，他对《红楼梦》自有独特评判。仅就《红楼梦》中的小说人物品评而言，他曾明确提出过“最服凤姐”与“最爱晴雯”的观点。周氏曾提道：“我读《红楼梦》前后大约有两三次，心里留下的印象也还相当清楚，我所觉得佩服的只有王凤姐，喜欢的只有晴雯。”
晴雯
这一评语，出自1949年12月6日《亦报》刊发的周氏所撰文章。当时，周氏闭门读书，心无旁骛，悠然忆述过往的读书生涯，并将其多年的读书心得，于笔下娓娓道来，付诸点滴文字之中。
周作人之所以这样评判红楼人物，乃是从“人的文学”立场出发，从小说人物创作路径考察。他解释称，凤姐与晴雯“这两个人虽然是在荣国府大观园里，但是假如换上一个背景，放在城市或乡村的平民社会里，还是一样的可以存在，可以发挥她的特色的”。随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与刻画，其原型即使在三百年后，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存在。换句话说，红楼人物在后世的中国仍然大量存在，红楼人物就是中国人人性的模板。这一观念，周氏如此解析：“《红楼梦》所着力的地方是描写那些女人的性格行动，这虽是三百年前的模型，在现代也尽存在，有如那样随意的贾母，能*凤姐，深心的宝钗，娇性的黛玉，刁恶的袭人与率直的晴雯等，随处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非得有社会上的大变动是不容易改变的。”
周作人始终认为，《红楼梦》最令其佩服，也是写得最好的人物是“王熙凤”。他在《小说的回忆》中写道：“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秋菊春兰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曹雪芹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无论是“最活现”与“最可喜”的凤姐，还是“野性宛然在”的晴雯，在周氏眼中，都“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这正是“人的文学”的旨趣所在，文学中的人物，必得有人情，有人性，有人味儿。
陈寅恪：“林黛玉”不如“杜丽娘”
再来看陈寅恪，早在1919年“新红学”还没创立之际，已近而立之年的陈氏在哈佛大学对友人吴宓讲述“五等爱情论”的个人经验。这番高论，就与《红楼梦》中的人物有着密切联系。
这位后来的史学大师、国学导师，以小说人物为例，把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并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列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之后，排在了第二层，“司棋”则排在了第三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