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北麓还存有“大禹陵”。如果大禹是夏朝的缔造者，那么他死后，为什么会被葬在距河南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浙江呢？

史书给我们的脉络是这样的：大禹平定洪水，划定九州，会盟涂山，铸造九鼎，最终在东巡会稽时意外离世，因而安葬在这里。

这段看似合理的记载，却存在着多处与考古发现不符的地方。

第一，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全境划分为九州，按照《禹贡》划定的九州范围，当时的会稽属于扬州，田税等级为下下，租税等级为下上，贡纳物为银、铜、美玉、皮革等。

扬州在西周时都仍然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而直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也就是夏朝统治的末期，江淮一带才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大禹所处的时代，扬州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还是土生土长的广富林文化。

有意思的是，梁州的贡纳物居然是铁、熊、罴，铁器的普及是战国时代的事，包括蜀地在内的梁州纳入中原视野，也同样发生在秦并巴蜀之后。

所以，所谓的九州范围，其实是战国时代“世界观”的产物，大禹时代的疆域远不及此，大概率是战国人依据当下的疆域认知而进行的追溯。

第二，二里头文化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出土了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鼎。但同时，二里头文化又被判定为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这也就意味着，大禹所在的早期夏文化时代，生产生活工具依然是木质、石质和骨质，不仅不可能铸造九鼎，甚至连开展黄河干流治理这样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王用九鼎是周礼的规定，同样，“九”字来象征君王，也是周人的思想。《周礼》将天下划分为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作为不同等级诸侯朝贡的依据。

所以，既然大禹时代还不具有对会稽的管辖权，那么大禹横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域跑到一个不属于自己辖地的地方巡视，还最终葬在了这里，就显得十分突兀了。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日本学者较早关注到这个奇怪现象，东京大学教授平势隆郎认为“由于战国时代各种政治局势的需要，夏王朝的一些传说很可能是临时创建而被加以利用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战国时代魏国自认为是正统王权，所以魏国编撰的《竹书纪年》就宣扬大禹的夏朝在魏地，而韩国则宣称夏王朝的传承之地在韩境，魏韩都极力主张自己才是夏王朝的领土和王权的正统继承者。

而地处东方的齐国为了与宿敌魏国对抗，也动员学者编撰了《春秋公羊传》，称齐地为“中国”，认为自己是商王朝的正统继承人（齐国吞并了殷商后裔宋国），主张与“夏”对抗。

史书中对于大禹都城的记载分别有晋阳、平阳、安邑等地，而这三处地方恰好分别是赵、韩、魏三国的故都，这恐怕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而只能认为这样的记载的确掺杂了战国时人的政治目的，都希望将大禹和夏朝的中心与自己建立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