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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和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运动和抢米风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是国民政府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国统区广大城镇、乡村贫苦人民、学生被迫进行的反压迫、反内战、反饥饿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和进行大规模内战，很快就恢复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征兵征粮制度，以扩大兵源、粮源、财源。全面内战爆发后，征兵征粮征税更为扩大。

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87%。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便大量发行纸币。至1947年春，已高达十四万亿元，较1945年底的纸币发行量，猛增七倍。随之，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激增到1947年6月止，较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上涨了三十三倍以上。

在征兵方面，1946年全国征兵50万人，除此巨大兵额外，还要追缴抗战时期的所谓“壮丁陈欠”。1947年征兵额增至150万。强征的劳役民夫更无法统计。国民党征兵人员，不分昼夜地强抓硬拉还乘机百般敲诈勒索。大批青壮年农民被抓兵拉夫，很多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未被抓的又相率逃亡，致使农村劳动力锐减造成土地荒芜，农村经济*。

征粮方面，1946年各地普遍歉收，粮荒严重。但是，当年的田赋征实较1945年还增加了一倍以上。1945年为5900万担，1946年增加到1.18亿担。田赋征实一项，已使农村每一壮年农夫平均负担重达1担半，而历年积欠的追缴，军粮的收购征发，尚数倍于此。此外，农村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以四川为例，光有明文规定的捐税就有240种。

一般自耕农的田赋捐税负担已达到其收获量的60一90%。田赋军粮、苛捐杂税，几乎刮尽了贫苦农民的粮食，使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计。为了生存自救，广大农村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只有奋起反抗。

从1946年下半年起，各地农民有组织的反抗抓丁、征粮的斗争已相当普遍。在国民党征兵征税越严重的地方，农民们的反抗越激烈，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向反动派斗争。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变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到1946年9月，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普遍发生了民变运动，起义群众达到二十多万人。

到1947年1月，民变运动已扩大到四川、西康、浙江、陕西、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安徽、绥远、江西等省三百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到八十四万多人。

各地的民变运动，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参加的人数也最多。

1946年9月初，四川省民变地区三十多个县，参加群众十万多人，到1947年1月，参加人数扩展到二十万人，大股一万几千人，小股三五十人不等，活动地区遍布全省的一百三十多个县。

1946年12月中旬，西康省起义群众约十万多人，到1947年1月便激增至五十万人，他们组成七路大军，活动于西康的九个县市。在同时期内，浙江、陕西、广东等省的民变地区都在二十个县以上，两湖、云南、安徽、浙江等省的起义群众也都超过一万人。

在民变的发展过程中，除农民外的一些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如工人、学生、手工业者，甚至国民政府的公务员、乡村中的中小地主也参加进来。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参加民变运动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起义群众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例如西康的彝族、湘西的苗族，都是和当地的汉族联合起事的。

随着民变武装斗争的发展，民变运动的政治目的也越来越明确。各地的民变武装主要是攻击当地的各级政府、地方反动武装，这就使起义带有鲜明的反抗国民政府的色彩。

例如，四川的第十五专署就曾被民变武装长期包围，西康的雅安专署曾被起义群众占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各地的乡镇公所和自卫队，经常被民变群众包围缴械，就连国民政府的心腹之地―—南京、上海，也有民变武装活动。又如广西的南宁、武鸣、宾阳、永淳四县的民变武装，还贴出了“反对征兵征粮”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