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唐人街

2、

问题的关键：华人

我们先来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自的人口结构。

马来西亚：马来人占65%；华人占26%；印度人占8%；其他民族1%。

新加坡：华人占75.8%；马来人占13%；印度人占8.8%；其他民族占2.4%。

从数据上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属于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是马来西亚的主要民族是马来人，而新加坡的主要民族是华人。

我并不是说华人就要比马来人聪明的意思，而是当马来人比华人要多很多的时候，就不得不优先考虑马来人的利益。这也就造成马来西亚的发展历程里，民族之间的争斗始终相伴，影响了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向前。

马来西亚的民族利益争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华人主导经济。

在马来西亚漫长的殖民历史中，华人一直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18世纪英国人占领马来群岛，大力开发种植业和贸易，为了解决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开始从中国沿海省份招募契约华工，浩浩荡荡的“下南洋”历史达到了顶峰。

随着大量的华人移民到马来西亚，与当地的马来人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当时的马来人觉得自己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这种“马来民族主义”不仅在民间很盛行，还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

英国人认为华人比马来人更难以管理，更不愿意看到华人和马来人能够团结起来，于是支持马来人的民族主义，实行了“民族隔阂政策”。只允许马来人担任政府官员，其他族群无权从政，马来人的土地也不允许被抵押和出售给其他族群，同时重视马来文教育而忽视华文教育。

这样的“民族隔阂政策”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给马来西亚此后的发展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马来人由于不善经商，更有从政和土地的特权，他们更愿意种地为生，或者通过政治权利来谋取利益，看不上为了蝇头小利而四处奔波的商人。而华人很难拥有土地，又无法从政，只能靠给人打工或经商生存。久而久之，有着精明头脑的华人自然就主导了马来西亚的商业和经济，华人几乎成为了马来西亚富裕阶层的代名词。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但这种少数族群的富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贫富差距的鸿沟造成了马来人对华人的仇富情绪。尤其是在摆脱殖民独立建国之后，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顶峰，认为自己当家作主的机会终于来了。可当时的总理，马来西亚的国父东姑.拉赫曼，并没有去迎合这种民族主义，而是想要建立一个多元化共存的国家。

马来人失望了，在政客们的煽风点火和纵容下，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终于被点燃了。

1969年5月，爆发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为严重“513”排华事件。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里，有143名华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真实死亡数据至今成疑，有学者指出许多尸体因为无法辨认，没有登记族群就被匆匆埋葬。

这次事件成为马来西亚政策转变的关键点，东姑.拉赫曼因此被弹劾下台，继任的*开始出台一系列偏向马来人的政策，力图塑造一个马来人为主导的国家。

第二阶段：资源向马来人倾斜。

从1970年开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资源向马来人倾斜的阶段。

这个阶段出台的各种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打破华人族群和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均贫富”。

具体的做法，有将“马来人优先”写进了宪法，规定马来人建立的企业会给予贷款与税收优惠，在就业问题上，也设定了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员工的最低比重标准，将就业机会更多偏袒给马来人。

为了实现马来人占经济活动30%的目标，马来西亚政府投入资金大量成立国有企业，将企业交给马来族群的官员或是企业家管理。还将企业私有化，低价转给马来族群的企业家。当时有不少华人为了获得企业执照，只得邀请马来人成为企业*。

在教育上，扩大对马来语教学学校的支持，减少对华文学校的资助，马来人的学生拥有更多升入大学的机会，也更容易获得奖学金。

尽管这样做确实缓和了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但是是以牺牲华人的权益为代价。它并没真正解决种族之间的问题，而是更加分化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

也是在这个时期，大批的华人富豪将投资重心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比如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开始出走，跑去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投资。比资本出走更大的损失，是人才的流失。

“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实行了20年，导致许多优秀的华人在马来西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选择去海外生活，而很多高级人才直接选择了移民新加坡。

第三阶段：马来西亚民族，一个马来西亚。

1990年之后，“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开始得到改变。时任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以低增长为基础的公平分配，并不能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意思就是，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而只是追求公平分配的话，只会越来越穷。他还提出了一个有点“冒险”的概念，那就是不再称马来族或者华族，而是称大家为“马来西亚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