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姑姑出嫁了，喜庆的炮竹声“啪啪”“啪啪”；2015年，姑姑去世了，钢钉砸进棺盖的声音“咚咚”“咚咚”。
姑姑从出嫁那天起就舔尝人世的辛酸，感受人世的苦难，直到盖棺的那一刻，心中的伤口似乎还未痊愈。
一
出嫁那年姑姑十八。姣好的面容在我们村算是少有，两只忽闪的大眼睛让小伙子们心旌摇动。姑姑的新郎叫杨满囤，是十里外杨家庄人,家中有十几亩地，算是富户人家。
结婚那天，我的父亲，也就是姑姑的哥哥，在门口放了几个炮竹。战争年代，全国备战，全民皆兵，炮竹声会引起民众的*动，但不放又失了礼数。可能就是这几声炮响，为姑姑的这次婚姻埋下了祸端。
炮竹声后，姑姑给坐在炕上的爷爷奶奶磕了三个头，便眼含泪水在门族人的簇拥下向城外走去。那时我们村还有城墙，按当地风俗，新郎要站在城门外等候新娘。
那是一个微雪的清晨，空气清新而凛冽，渐冻的泥土似有芳香。姑姑穿着大红棉袄，围着大红围脖，梳着长长的辫子，长长的睫毛上不知是飘落的雪花还是凝成冰晶的泪花，让她更有楚楚动人的魅力。
城门外，迎亲的队伍有十几个人，新郎身着一袭蓝绸长衫，外罩元宝图案的红绸马褂，站在一头棕色骡子驾辕的马车旁，恭候新娘的到来。姑姑刚出城门，迎亲队伍便“噼噼啪啪”地放起了鞭炮。谁可曾料想这些炮竹声加速了今天悲剧的上演。在爆竹响后的轻雾中，姑姑来到马车旁。新郎伸出左手攥着姑姑的手，右手搀着她的胳膊，扶姑姑上车。姑姑回眸凝望时，新郎也正仰视姑姑。目光相碰，二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尽管这是他俩的第一次相见。眼前这个身材中等，端正的五官中露出几分憨厚的小伙子，让姑姑觉得很可靠。小伙子是这一代小有名气的厨师，在武功镇一家饭店掌勺。
雪花在空中飞舞，路面开始着雪，泛着一层白光。新郎稳稳地牵着头顶大红花的骡子，好像怕姑姑被这匹蛮力十足的家伙拉跑了似的。这头骡子是杨满囤家中七头高脚牲口中最温顺、最通人性的。它似乎感到了肩上的重任，步子迈得格外稳健，马车没有一点儿颠簸的感觉。新席子围成的拱形车篷，前后没有遮挡，姑姑在马车里看着前面有点儿局促腼腆的新郎，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1943年，国民党军队围困延安，关中到处都驻扎着军队。迎亲的队伍快到杨家庄时，前面出现了一队人马，有跑步的，有骑马的，还有大大小小几辆汽车。新郎赶紧牵骡子躲到麦地里，我父亲急忙招呼大家往麦田里走，把大路腾出来让军队过。可吉普车里的首长一挥手，部队全停下来了。首长站在敞篷吉普车上说：“这里的妇女全随部队去武功车站的军营做饭”，当然也包括今天刚做新娘还未拜堂的姑姑。首长说，上司通报这一带有枪声，命令他们来巡查，看是否有共匪抢劫。他们为党国效力，民众为他们做顿饭该不为过吧？父亲明白了，早上的爆竹声惹来了这伙吃人的魔鬼。
父亲知道这些大兵们没打好主意，他赶紧让门族里的小伙子偷偷跑出人群去附近村庄叫亲戚们过来帮忙。杨满囤的舅舅去向长官求情，无论怎么磨破嘴皮说好话，那位长官总不松口，非要带这些妇女去军营。满囤他舅苦苦地央求长官高抬贵手，长官不耐烦了，掏出手枪，朝满囤他舅脚前“啪啪”两枪，子弹钻进潮湿的地面，“滋滋”地冒烟。满囤他舅吓得两腿一软，“咚”地跪在了地上。长官提着手枪又绕着麦田里的马车转了一圈，朝着姑姑和陪坐的妇女大喊“下来”，又转身命令士兵押其他妇女上卡车。新郎也被枪声吓得胆颤心惊，不过他还是鼓足勇气，请长官让他代替这些妇女去做饭。臊子面、酸汤饸络、羊肉泡馍，他都拿手，他还有二三十徒弟，随叫随到，绝对让军爷们吃得自自在在、舒舒服服。
士兵开始强迫妇女上车，父亲和男人们开始与士兵推推搡搡。长官为了压住阵脚，突然用枪直指不依不饶围着他求情的杨满囤大声喊道：“男的退后，不然老子就崩了他！”杨满囤面对暴躁的长官不得不跪了下去，但身板挺得直直的，仍然央求：“长官，我娶个媳妇不容易，咱们都是人，您得顾及天理人伦呀！今天您就是毙了我，我也得把媳妇接回去。”
新郎擦了把眼泪鼻涕，猛地站起来，抓住缰绳，就要赶骡子走。那位长官也急了，上前一步，抬手“啪啪”两枪，新郎和骡子应声栽倒。马车里的姑姑猝不及防，顺着下倾的车辕一下子滚到了麦田里。姑姑顺势爬了起来，却见新郎就倒在她的眼皮底下。她趴在新郎身上，双手扶起新郎的头，只见脸颊沾满了鲜血。她大声喊着“满囤，满囤。”杨满囤慢慢睁开了眼，坐了起来，又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血，然后看了看身旁四蹄抽搐的骡子，原来是骡子挨枪被打死了。
这时，临近村庄扛锄的、拿锨的男男女女都陆续赶到这里。那几个叫亲戚的年轻人把信送到了，亲戚们又召集村民前来救援。那时关中大部分村庄都有了延安的地下组织，村民们也有了觉醒反抗的意识，一家有难全村支援。当几百村民把这百十个士兵团团围住时，长官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但军人的威风不能丢，长官命令士兵放开妇女，把嚷着要去做饭的新郎带上车，然后鸣枪示威，让围得水泄不通的村民们让开路。
杨满囤还没来得及和姑姑说句话，就被架上了大卡车。他站在车厢，拱手作揖，“谢谢父老乡亲了，大家让开点儿，我去给军爷们做顿晌午饭，后晌就回来。”杨满囤心里明白，要是真惹毛了这些兵弁，锄头铁锨肯定是打不过机关枪的。村民们慢慢让开了路，这队士兵带着我的姑父在村民们愤怒的目光中仓惶退去。
姑姑几次试图追赶那辆载着新郎渐渐远去的汽车，都被亲人们拦住，姑姑的眼泪不禁涌了出来。我的父亲宽慰姑姑：“军营就在武功车站，不远。战事紧，这些狗日的驻不了多久，满囤很快就会回来。”
那天，我父亲驾辕，门族人掀车，姑姑仍旧坐着迎亲的马车被送到杨家庄。脸上沾着未擦净的血点儿，大红棉袄上沾着麦田里的泥土，姑姑一个人拜了天地，拜了高堂，一个人进了洞房。杨满囤的父母流着眼泪迎接了这位儿媳妇。
那天，姑姑坐在新房里等新郎归来，可是只有娘家人吃过酒席来向她告辞回家。直到天黑，直到天亮，杨满囤都没有回来。第二天拂晓，姑姑怀里揣把菜刀，一路小跑着奔向武功车站。车站外，她看到的是满地的烂鞋袜、烂被褥、烂帐篷，很明显军队已经撤走了。姑姑看着伸向远方的铁路，不由得抱头痛哭，那把菜刀“咣当”一声掉在坚硬的冻土地上。
二
杨满囤家有八亩地，七匹骡子一头牛。姑姑自结婚那天起就成了寡妇，也成了一把好劳力，套车拉粪，割麦碾场，样样农活不输男人。杨满囤父母看姑姑这么能干，反倒不放心了。他们试探着说给姑姑找个上门女婿，姑姑斩钉截铁地说她就等着杨满囤。
一晃六年过去了，日本投降了，国共开战了，这些世间的大事似乎对杨家庄没有什么影响。1949年夏天，天气格外热，暴雨特别多，姑姑家雇了一名短工，准备龙口夺食，抢收麦子。短工名叫杨五六，本村人，老实本分又勤快，每年秋夏两忙都给姑姑家当短工。姑姑也不曾亏待他，好吃好喝工钱不少。今年他一踏进姑姑家门就神色慌张地说：“公路上全是兵，带着钢盔端着枪，是不是哪儿又打开了？”姑姑听说外面有军队，又有了去找杨满囤地想法。姑姑吩咐杨五六：“套车，割草，先给牲口备些草料，明儿天气好了就割麦。”
杨五六赶着马车，姑姑赶着牛车，他们很远就看见西宝公路上遮天蔽日的尘土。等走近再看，也只是零星的汽车在跑，路上已不见步兵的踪影。姑姑有些失望，就和杨五六赶着牲口去渭河滩割草了。
昨天刚下了暴雨，渭河水大涨，波涛汹涌还夹杂着漩涡。中午时分，西边很远的地方有隆隆的枪炮声传来，杨五六割草时总难免向西张望。他们割满两车草时已是黄昏，这时河南岸周至县境内枪声大作，堤岸上已有士兵仓惶逃窜，渭河里也漂着穿军装的尸体。姑姑见这场面真的害怕了，就催杨五六赶紧牵牲口装车，拉草回家。
这时河堤上跑来了一匹战马，马上骑着两个人。马儿刚停下，只见一个人翻身下马，怀里好像绑着啥东西，向姑姑这边连颠带跑地奔来。等姑姑看清这人是女的时，此人已“扑通”一声跪在了姑姑面前。她怀里裹着一个婴儿，孩子已哭得睡着了，脸上仍挂着泪花。这女人双手举起孩子要递给姑姑，姑姑吓得连忙后退。女人汗渍泪水满面，带着哭腔说：“大姐，这孩子给您留下了。能养活，她就是您的女儿；养不活，就请您找个地方埋了吧。”话音未落，岸上骑马的人就大声呼喊。这女人不容分说，就将孩子放到草丛里，跑上堤岸，跨上战马，两人一阵风似地向东奔去。
这个用国民党军服裹着的孩子静静地躺在草丛里。姑姑看着孩子娇嫩可爱的脸庞，不由得轻轻抱了起来。此时岸上已有战马、汽车呼啸而过，后面还有士兵跑步跟着，从服装上看像是解放军。姑姑知道解放军爱护老百姓，但这国民党的孩子如果被发现，那该会怎样呢？姑姑急忙吩咐杨五六赶车回家。
这个婴儿就是我现在的表姐，叫杨渭花（“渭”字是纪念抱孩子的地方）。那场战事就是历史记载的“扶眉战役”。姑姑去找她的丈夫杨满囤，不料想却捡回个女儿杨渭花，这对姑姑来说真有点儿喜出望外。可这“喜”在以后几年的政治运动中却让姑姑颇受折磨。
三
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关中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姑姑家按阶级成分划分标准被定为富农，多余的土地都要上缴政府，由政府再分给贫农。工作组来姑姑家宣传政策时，姑姑的公公婆婆有抵触情绪，总认为地是自己辛苦挣钱买来的，凭啥要无偿上缴？后来公公婆婆就被揪去批斗。批斗会常在村东小学的操场上开，批完地主批富农，公公婆婆分别站在十几块砖头垒成的砖墩上，脖子挂着“剥削阶级”的木牌。公公在砖墩上站得时间稍长就双腿打颤，砖墩也随着“哗哗”作响。
这时姑姑不得不怀抱渭花上去站在公公身旁，让公公的手撑在她的肩膀上歇息歇息。批斗会有时要开几个小时，孩子饿得哭喊，影响领导讲话，他们才勉强让公公婆婆下台去。批斗持续了约半年，公公婆婆就在忧愤恐惧中相继去世。姑姑家不但土地被分去了六亩，多余的房子也被收缴，成了村上公用的粮库，牲口只剩下一头牛，其余的都分给了贫雇农。
杨五六此时就是雇农，算最光荣的阶级成分。他分得了两亩土地，住进了地主的宅院。就是没有分到牲口。无论怎样，杨五六都很感谢党和政府。他不善言辞，感谢的方式就是听村委会那帮晚辈们的话，他们叫干啥就干啥。批斗会上的桌椅板凳是他搬来的；“剥削阶级”站的砖墩是他垒起的。工作组曾让他历数地主富农的罪状，可他站在台上愣着无话可说。他觉得在姑姑家打短工也不是什么苦差事，主家和他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更没有挨打受骂的事。后来杨五六跟别人学会了应付这种场面，挥拳喊句口号“打倒剥削阶级”就转身下台。
自从公公婆婆去世，姑姑和刚刚蹒跚学步的渭花住在没收后剩下的两间厢房里，一间住人，一间做饭，地方显得促狭。牛圈到宽敞起来，一头老牛默默地看着这对母女进进出出。姑姑照顾孩子、喂牛、种地，虽然劳累，但没了“批斗会”的折磨，姑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很知足。
姑姑自认为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1951年冬季，镇压反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上面的工作组一拨又一拨地来到杨家庄，地主、富农又被一一审查。曾经当汉奸的，为国民党效劳的，陷害共产党的，都要定为反革命。根据情节轻重，对反革命要“关、管、*。”
姑姑作为富农家庭的代表，自然也在审查之列。工作组从群众中调查了许多情况，掌握了大量信息。审查的结果是：1、姑姑的丈夫参加了反动军队，与人民为敌。2、姑姑抱养的孩子可能是国民党的孽种。杨渭花的身世，杨家庄的人都知道。孩子刚从渭河滩抱回来时，街坊邻居都来看，姑姑和杨五六毫不隐瞒地向大家讲述了这段奇遇。至于杨满囤是不是真当了国民党的兵，村民们只是以讹传讹，胡乱猜想而已。
工作组为了扩大战果，姑姑就糊里糊涂地被划成了“反革命”，按照惩治反革命最低级别的办法被“管制”起来。因为姑姑有需要照看的小孩，没有被送到县上去统一“管制”，就在村上被看管，必须一日三次去村委会汇报思想。汇报到无话可说时，就说一句“我有罪，我丈夫有罪，我娃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后来，这几句话就成了汇报的全部内容。渐渐地，两岁的杨渭花也学会了，只有一进村委会，她就低头弯腰说“我有罪，我丈夫有罪，我娃有罪......”。孩子稚气认真地表演逗得村委会的人哈哈大笑，可姑姑心里却更加酸楚。
县上领导检查杨家庄的“镇反”工作，提出对姑姑的管制措施太宽松，这类反革命分子应该每时每刻在村委会人员的眼皮底下接受监督，以免再做出危害人民的事情。于是姑姑被赶到村委会后的破庙中居住，她家的头门上了锁，那头老牛也被没收，最后分给了杨五六。杨五六过意不去。于是姑姑地里的农活，总是被杨五六赶着老牛偷偷地干完。
1952年“镇反”运动接近尾声，政府对杨家庄的反革命分子做最后处理。杨五六站出来作证，杨渭花当时是在草丛里放着，后来裹在孩子身上的国民党军服是他在路上捡的，这就说明孩子不一定是国民党的，有可能是穷人家养不起把孩子扔了。当时“镇反”运动即将结束，工作组也就找个台阶，说姑姑反革命动机不明确，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大，让姑姑从破庙又搬回家了。
那座破庙上面漏雨，四面漏风，整个房子似要倒塌。1951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每天傍晚姑姑总要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去扫树叶，捡树枝，回来烧炕，做饭。严寒和劳累让姑姑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而最让姑姑伤心的是孩子跟着她受这么大的罪。后来，我父亲说，你姑姑出生那年，肇造民国的孙中山先生逝世，这恐怕不吉利，每次政治运动都要伤到你姑。
四
1953年，杨家庄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面展开，贫雇们的土地都集中在了合作社。姑姑很眼红他们一起上工、一起下工，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当姑姑提出入社请求时，合作社领导却深有顾虑，嫌她阶级成分高。这时杨五六挺身做担保，合作社才接收了姑姑的二亩地和犁、耙、磨子等农具，吸纳她成为正式社员。自从加入了合作社，姑姑好像有了依靠，劳动十分卖力，比给自家干活都有劲。
合作社还办起了扫盲夜校，有城市来教识字的先生。一个女教师还给她们讲妇女解放，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的大道理。姑姑听了，心中那根感情之弦也被轻轻拨动。女教师得知姑姑的坎坷遭遇后十分同情，就开始为姑姑在邻村介绍对象。凡是和姑姑见面的都被姑姑的漂亮打动，都很愿意，但知道了姑姑的阶级成分就又犹豫起来，有的还嫌姑姑有孩子。
杨五六比姑姑年龄小，农村人的婚姻年龄观就是男大女小，所以也没有人想到把杨五六介绍给姑姑。杨五六是雇农，相当于现在的高干家庭，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女子争相攀附的对象。可杨五六却向女教师说，他想娶姑姑。杨五六这么多年总在姑姑艰难困苦时伸出援助之手，尽管有时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姑姑还是觉察到了他非同一般的关心与照顾。姑姑以为这是杨五六报答杨家曾经给予的恩典，丝毫没有想到要和杨五六结为夫妻。现在杨五六成份好，年龄轻，还未婚，与她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结婚，那是多么吃亏的事呀。由此姑姑也看出了杨五六是真心喜欢自己。
1954年冬，姑姑和杨五六结婚了。按关中农村风俗，寡妇的婚礼都在晚上举行。一个落雪的傍晚，杨五六穿着老式对襟棉袄，外套绿军装，驾一辆牛车，车厢里铺着干麦草和新缝的被褥。炮竹响时，牛车已稳稳地停在了姑姑家门口。
姑姑那天自个儿做了精致的打扮，忽然间有了十年前初婚时的风采。这让在人群中乱窜的渭花都很惊讶，她不由得唱起了学来的儿歌：“大姑娘，真漂亮，看得男人心发慌；大姑娘，不知羞，跑到婆家蒸馒头”。我父亲和几个门族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当姑姑在众人的簇拥下出现在门口时，杨五六忽然双膝跪地，面向姑姑深深地磕了一个头。其他人都愣住了，姑姑还没回过神，杨五六已经起身，抱起渭花放到车厢里，又转过身扶姑姑上车。姑姑突然感到此时的杨五六更自信，更有男子汉气魄。姑姑明白，杨五六磕头，是把她还当东家看待，是对她最大的尊重。杨五六牵着牛，姑姑和渭花坐在牛车里，后面跟着我父亲和几个娘家人。雪花依旧漫天飞舞，我的姑姑这次算是真正走进了婚姻殿堂。
1955年，姑姑和杨五六的第一个男孩出生。1957年第二个男孩出生。大的叫杨虎，小的叫杨豹。姑姑觉得这些年来她多受人欺，给孩子的名字起得威武些，带点虎狼之气，就能抬升家门的威风，即使再有批斗，别人也不会用心太狠了。
杨五六自从和姑姑结了婚，也真正才体会到家庭的幸福。他和姑姑一起做饭，一起收拾简陋的房间和院落。只要不赶大车，他就和姑姑一起上工，一起下工。姑姑生了孩子，杨五六更是乐呵呵地忙前忙后。姑姑对生活也有了全新的感觉，杨五六成了她生命的支柱，幸福的源泉。
杨五六胆大心细，生产队（那时合作社已分成了若干生产队）队长让杨五六赶大车。大车是一辕三马，一头骡子驾辕，三匹马或骡子拉车。大车不只是往地里拉粪，还担负着生产队的长途运输任务，比如去火车站拉肥料，往县上交公粮、交棉花。杨五六每次出远门总要给姑姑和孩子们带回些好吃的。渭花经常带着杨虎杨豹在村口等着杨五六赶着桀骜不驯的牲口威风十足地回来。
1962年，姑姑的小女儿（乳名小妹）出生。杨五六既高兴，又担心，担心的是又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赶大车出远门一般要给车把式配个副手，牵马看路，操心倒车。杨五六出车总是不要副手，目的就是等队长给他多加几分工，分粮时就能多分几斤粮。
那年冬天，我的姑父杨五六一人赶大车从武功县城拉肥料回来。马车刚越过陇海铁路，一辆火车就呼啸而至，还不失时机地鸣了一声振聋发聩的汽笛。这一声要命的嘶吼，让这些没有见过现代文明的牲口如同遭了雷击，惊恐地竖起耳朵，昂起头，弓起腰，使尽浑身气力飞奔起来。杨五六赶紧攥紧缰绳，双脚用力下踩刮木（刹车），大声喊着“吁吁”（停车口令）。这四头高脚牲口已彻底惊疯了，它们被对方的疯狂刺激得更加疯狂，全身的蛮力集中在四条腿上，拉得马车象个小小的玩具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弹跳。
杨五六本可以跳下车去以求自保，但看到路边还有行人，路侧还有壕沟，他不免就想到了行人的安危、牲口的安全。那么简单地纵身一跃，他怎么也无法做出。杨五六仍使劲地拉扯缰绳，狠劲地踩刮木，期望牲口们能顺着道路往前跑，等用完了劲能停下来。杨五六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马车最终倾翻了，杨五六被压在马车底下，连车带人拖行了几十米，被两颗柳树卡住才终于停下来。路人围上来抢救时，我的姑父已没有一丝气息。他伤痕累累的遗体旁散落着几个嫩黄嫩黄的鸡蛋糕，那是姑姑和孩子们最喜欢的。
队长领人抬回了杨五六，他说按老辈的讲究，没有寿终正寝的尸骨不宜进家门，最好放到村外的井房，他叫人连夜买棺材打墓，明早就入土为安。但姑姑坚持要把杨五六抬回家，谁劝都不听。那一夜，姑姑支走了所有亲戚邻里，让渭花哄小妹睡觉，她一人安静仔细地为杨五六擦洗了布满伤痕的身体，然后静静地坐在杨五六身边，陪着这个给她带来短短八年幸福的男人度过了一个痛彻心肺的不眠之夜。
五
杨五六走后，姑姑大病一场。那年杨渭花正上初中，她去学校请了假，说是要照顾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去上学。母亲卧病在床，两个弟弟上小学，小妹才学着走路，这个家急需杨渭花挺着脊梁撑起来。十五岁的杨渭花简直像个大人一样，担水、做饭、洗衣、拾柴、垫猪圈，还得定时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去公社的卫生院打针检查。好在生产队给姑姑家几百斤粮食，几十斤菜油，算是对杨五六因公殉职的补偿，一家五口的吃饭暂不用发愁了。杨渭花勤快，懂事，操心弟妹耐心周到，照顾母亲无微不至，姑姑觉得这个家一时半会都离不开渭花。
姑姑的病情稍有好转，就急忙去上工。不挣工分，夏秋分粮时就分不到口粮，孩子们就没啥吃了。那时一个壮年男劳力一天十分工，成年妇女一天八分工。杨渭花跟着姑姑去上工，生产队一天给四分工。虽然只给一半工分，但和大人们*活儿却不差上下。姑姑觉得渭花辍学不合适，可凭一人的工分实在难以养活这么一家人呀！
不到一年时间，杨渭花就把农活干得样样精通，播种、割麦、间苗、掰棒、摆蒜、打蒜苔、摘棉花，杨渭花都不输一个十分劳，很快生产队就把杨渭花升成了八分工。分粮时，姑姑看着自家的粮食堆堆，心里踏实了许多。
1965年，正当杨渭花在广阔天地热火朝天地挥洒汗水时，姑姑做梦都没有想到渭花的生身父母出现了。那天傍晚，队长和大队文书领着一位陌生的干部来到姑姑家，说是从公社下来有重要事情。姑姑当时想着是不是公社要给杨五六补发抚恤金。公社干部掏出本本，翻着看了看，问姑姑是不是1949年7月在渭河滩接受了一个妇女送的女婴？姑姑说这些事在“镇反”运动中都问了一百遍了，怎么现在还要查呢？干部说现在是一对被政府大赦的国民党夫妇寻女心切，求政府帮助。省政府已向周至县和武功县发了几道公函，要求务必满足这对夫妇的心愿。国家对大赦人员的要求十分重视，这是统战政策的需要，必须正确对待。过几天县统战部要送这对夫妇前来认领孩子。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震得姑姑几乎要瘫了。她没有力气站起来送队长他们，只是低声说了句：“这事还得和孩子商量商量”。听到这话，公社干部脸色阴沉下来，村文书赶忙笑着说：“嫂子，给娃做做思想工作。谁的孩子给谁，大道理咱都应该懂。再说上面已经定了，下次人来了得领走孩子”。
队长领着他们走了，姑姑坐在原地一动未动。这十几年来，她的梦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渭花被人强行带走，她哭喊着惊醒。今天，恶梦成真了。
渭花在院子的厨房里操心弟妹们吃完饭，出来叫姑姑吃饭，见姑姑这样黯然神伤、不知所措的样子非常吃惊。关于自己的身世，渭花很早就清楚，那时不过当故事听，从未想到有人来找她，把她抢走。今天听姑姑这么一说，她怒气横生，斩钉截铁地说：“妈，你就是我的妈，这儿就是我的家，谁想带走我，小心我捅了他！”然后又拉着姑姑去吃饭。“妈，不要管这事儿，到时我会让他们断了这念头。”
一连几夜，姑姑都不能入睡，她想了很多很多。天下父母谁不心疼自己身上掉下的那块肉，渭花的生母肯定日思暮想着渭花。这十几年没来找，让她独享了这份浓浓的母女之情。现在人家来要孩子，她觉得这也没有啥错。姑姑给自己宽心，也疏导渭花的情绪，但渭花很犟，就是不听劝说。
让姑姑担心的一天终于到来。那天中午饭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姑姑家门口，队长和大队*在车后跟着。车上下来四个人，三男一女，一个男的是县委统战部领导，一个就是上次来的公社干部，还有一对神情紧张而抑郁的男女，姑姑想这可能就是渭花的亲爸亲妈。渭花霎时也明白了，她转身就往院子那边的厢房走去。
这对男女正是渭花的亲生父母。女人见了姑姑猛地跪下，带着哭腔说着感激的话。姑姑连忙去搀扶，女人没有起来，姑姑也就跪在了地上，与这位算是二次见面的女人相拥而泣。
姑姑脑海里翻腾着十六年前渭河滩的情景，这个女人还如今天一样跪在她面前，泪水盈眶，双手托举着现在的渭花。当时这个女人还年轻，现在额头眼角都爬满了皱纹。
队长把两人拉起来坐下。渭花的父亲从怀里掏出一沓十元人民币，放在饭桌上，说这是他们这几年的全部积蓄，请姑姑收下，算作孩子的抚养费。姑姑坚决不要，说收了这钱她会心里不安。
队长在院里喊渭花出来。渭花出来时背着小背篓，手里握把镰刀。渭花的父母流着眼泪激动地上前想要拥抱一下，渭花却挥着镰刀说：“猪正叫唤，我得割草去。”孩子冷冰冰的表情，不屑一顾的眼神，让在场的人都不知所措。姑姑伸手去拉渭花，渭花用力甩开姑姑的胳膊，狠狠地瞪了姑姑一眼，在众目睽睽下义无反顾地扬长而去。
这情景除了姑姑，其他人都始料未及。统战部的领导说：“现在交通方便，新疆石河子也不远，孩子想你了，可以回来看看。”渭花父母告诉姑姑，1949年他们在渭南被俘，后又被送到新疆石河子劳改，1960年释放，安排在附近工厂工作。这五年来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找孩子，好在国家照顾他们，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现在孩子去石河子，想上学就上学，想工作就能工作。
姑姑觉得这对夫妇也是受过罪的好人，暗下决心要说服渭花，不能再伤这对好人的心了。姑姑向领导们保证，一定做通孩子的思想工作。统战部的领导说那就让客人在县城再住几天等候消息。那位公社干部把姑姑叫到一边，声色俱厉地交代，必须把孩子说通，这是政治任务。
当天晚上，从做晚饭开始，姑姑就打比方、举例子，不停地对渭花说着跟父母去的种种好处。渭花睡觉时，姑姑还坐在炕沿继续说：“去你父母那儿就不干庄稼活了，到工厂里总轻松，还挣工资。妈看你累死累活的样子很心疼。妈知道你怕妈一人操心不了弟妹。你放心，杨虎都十二岁了，个头都与我肩平了，昨天两个半桶水都担回来了......”
姑姑不遗余力地说教逐渐起了作用，随后几天，渭花的思想慢慢起了变化。吃饭时她对杨虎杨豹说：“姐准备去很远的地方挣钱去。妈挣工分换粮食，姐挣钱给你们买新衣服和好吃的。
队长不知已问了多少次，这一次来问结果时，姑姑说渭花愿意了，队长高兴地一路小跑着去告诉大队*。大队*用手摇电话汇报给公社，公社又迅速地报告了县委统战部。没过一小时，那辆吉普车又稳稳地停在了姑姑家门口。大队*派人按照上面指示在姑姑家头门两侧贴上了一幅对联：贯彻*统战思想，不忘共产党寻子大恩。统战部的领导刚下车，公社干部就拉着渭花的父母站在对联中间照相。后来姑姑“大义还女”的事迹在公社的小喇叭里传遍家家户户，咸阳日报上都登了这则感人的事迹。
那天，姑姑确实感到了几分光荣。渭花的母亲握着姑姑的手千恩万谢，渭花的父亲站得笔直，向她敬了个军礼。统战部领导也握着姑姑的手说你为武功人民增了光。可这几分光荣抵不住渭花隔着车窗的一声大哭，那“哇”的一声让姑姑的心又揪成一团。看着乡间土路上吉普车后的一溜黄尘由浓变淡，姑姑强忍着的泪水突然喷涌而出......
六
渭花的远去让姑姑象失去了一只肩膀，支撑这个家庭顿感十分吃力。好在杨虎已能分担一些家务，且勤快懂事。渭花每月都寄回一些零用钱。大队部的喇叭一般晚饭后通知取信取汇款单。杨虎一听到念自己的名字，就飞快地向大队部跑去，回来后就在煤油灯下念信写信。杨虎已上初二，写信完全可以胜任。姑姑说，杨虎写，杨虎有时嫌太琐碎，姑姑坚持要把说的全写上。这或许是姑姑一家最幸福的时光。信发出去了，全家人又期盼着回信。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慢慢地波及到了杨家庄。杨虎不上学了，开始和同学跑这儿跑那儿地游行、串联，回来还兴奋地向姑姑讲到处的见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杨虎的学业彻底荒废，不过长出了一副魁梧的身板，既壮实又潇洒，在村里堪称“娃王”。“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杨虎已二十出头。年轻人对汗流浃背地在土里刨食的生活很反感，总想着去城里工厂上班，尤其渭花现在洋气的生活对杨虎触动很大，总想着渭花给他也找份工作。那时城里吃商品粮的待业青年遍地皆是，一个农村娃要找工作岂不是天方夜谭。姑姑坚决不让开口，免得渭花的父母为难。姑姑对杨虎说，求人的事得让人家能拿得起，渭花的父母本是劳改战犯，现在国家照顾，安排了工作，连渭花也享受上了这样的照顾，这就行了，不要再逼人家张口求人了。
姑姑虽然阻挡杨虎托渭花找工作，但心里确实为杨虎的出路着急。杨虎受渭花影响，已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总想着要到外面去。一次大队部敲锣打鼓送几个青年去当兵的热闹场面提醒了姑姑，何不让杨虎也参军呢？
参军须由大队*推荐，向公社争取名额。姑姑提了鸡蛋，买了烟酒去找大队*。大队*已换了几茬，这位*与姑姑不熟，但也没有拒绝，只说现在形势不同了，知青回城增加了城镇户口当兵的人数，给咱农村娃留下的名额不多，能不能争取到就很难说了。后来姑姑又去了几次，鸡蛋香烟没少送，还让杨虎抽空给*家担水、拉土垫后院。经过近乎一年的努力，1978年杨虎成功地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杨虎当兵的部队驻扎在甘肃西北的沙漠里，条件艰苦，但这对农村娃来说不算什么。改革开放初期，部队里也有“创业”的思潮涌动，杨虎深受影响，准备复原回乡干一番事业。
1981年，杨虎复原的日期到了，他收到了老连长的一封信。这位连长早他一年复原，周至县人，连长想为村子开山修路炸石头，向团部申请了一些雷管，算是军队支援地方。连长让杨虎给他捎回来。杨虎知道雷管是易爆品，常出危险，但妥善保管是不会发生意外的，他懂得这方面的知识。那年代汽车火车都查得不太严，带回去不是什么难事。可谁曾想到，这几根雷管给姑姑这个本来太多不幸的家庭又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1981年春天，杨虎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乡。姑姑看着健壮得像牛犊的儿子，心里充满了欢喜。那时杨家庄的农业合作社已经解体，“自留地”、“责任田”分给各户。田地里的活儿杨虎带着杨豹和小妹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得干干净净。姑姑不用下地，只在家里洗衣、做饭、喂猪、扫院就行了。姑姑一家成了村中人人羡慕的家庭，许多媒婆都瞄上了杨虎，急急忙忙来姑姑家提亲。从春天到秋天，杨虎见了不少姑娘，但都没有谈成。到了冬天，有人介绍了乡初中一位英语老师赵美萍。赵老师个子高，眼睛大，脸蛋圆，身材匀称，声音好听，还有知识，杨虎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赵美萍对杨虎也很满意。
杨虎自回到家就一直等连长来取那些雷管，他还写了一封信催促，却没有回音。他想送过去，但没有自行车。杨虎的婚事基本谈成了，姑姑和杨虎决定买辆“永久”牌自行车，这也是那几年结婚必备的大件。自行车买回来的第二天，杨虎就带着赵美萍去送雷管，顺便就当旅游。到了连长家，才知道他已去南方打工了，杨虎只得把那几根雷管又带回了家。
杨虎结婚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六。腊八刚过，姑姑就提着礼货笼笼高高兴兴地去给亲戚下请帖。请帖是红纸糊的，还须配上一捆麻花或一斤白糖。姑姑还一再叮嘱人家一定要来。为了杨虎结婚，姑姑用一年时间喂了头大肥猪，还种了二亩油菜，换成了菜油，她想好好款待一下亲戚邻里，也想证明一下她家的日子好过了。
结婚那天，杨虎更显威武遒劲，姑姑听着街坊邻居对儿媳的夸赞，看着渭花一家带着“外头人”的气派喜气洋洋地归来，看着杨豹、小妹欢喜地忙里忙外，姑姑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欢快，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觉。
这种幸福姑姑仅仅维持了二十天，正月十五的傍晚，随着一声雷管的炸响，儿子杨虎惨烈地叫喊，邻居们慌乱的脚步，儿媳急促地呼唤，姑姑的生活又跌入了痛苦煎熬的深渊。
原来，杨虎年前与人合作承包了村上的砖场，打算正月十五过了就开工生产。他准备用火药炸土崖以提高生产效率。炸土崖（本地人叫“放崩”）的火药要用雷管引爆。杨虎想试一试存放了很长时间的雷管还能不能用，就在门口点燃了一根。可那根雷管象着了魔一样，不冒一丝火星。旁边看热闹的孩子们一哄而上，就要抢那根雷管。杨虎怕出意外，大声喝退了孩子们，自己去查看那根雷管。当杨虎刚一弯腰定睛细看时，妖魔张开了血盆大口，“砰”的一声，吞噬了杨虎眼前的那片光明。
那个元宵夜忙乱而又充满了无限痛惜。门族中一位伯父带着侄子们把杨虎用四轮拖拉机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稍作处理，又让转院去市医院，市医院发现病情危重，又让去西安的四医大。直到凌晨两点多，满脸血迹，疼痛难忍的杨虎总算住进了四医大的重症监护室。随着杨虎痛苦*的减弱，临行前姑姑塞给那位伯父的钱袋也瘪得只剩下几张零钱了。
杨虎转入普通病房后，门族的人就陆续回去忙各自的事了。这几天，姑姑不光取完了自己存折上的积蓄，还向亲戚邻里下话了。以前生活再艰难，姑姑都没有向任何人张口借钱。现在为了儿子，姑姑已顾不得面子。她靠半辈子积攒的威信，只要敲门，就不会让她失望。
姑姑一个人在四医大服侍儿子一个多月，吃的是开水泡干锅盔，睡的是水泥地板上铺几张硬纸片。有空闲，姑姑还帮护士打扫病房，拖洗楼道。杨豹和小妹轮换着给姑姑送干粮，赵美萍也从娘家筹集了几千元送给了姑姑。因为学校课紧，赵美萍只能星期天来医院。渭花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医院，她和姑姑在一个无人的角落抱头痛哭，然后又互相安慰。
杨虎的主治大夫是位中年男子，姑姑勤俭艰苦的生活感动了这位医生。他叫姑姑来办公室，给姑姑说了最实在的话：杨虎的眼睛彻底没有希望复明了。因为眼内组织损伤太严重，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无法实现逆转。医院近期的治疗已使眼睛内外伤口愈合，眼周肌肉血脉畅通，避免了面部肌肉坏死塌陷。再住下去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还不如领孩子回家慢慢调养，不要在这儿花冤枉钱了。
听医生这样一说，姑姑好像突然掉进了万丈深渊，忽觉天旋地转。她“扑通”一声跪在了医生面前：“大夫，你行行好，把我的眼睛给娃换上吧，娃还年轻，新婚才二十天......”医生搀起姑姑，眼眶湿润，无法言语。
出院那天，姑姑特意为杨虎买了一副墨镜。告别了医生护士和病友，她牵着杨虎的手步行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有行人用怪异的眼神打量这对母子。姑姑边走边说：“我娃戴墨镜的样子帅气得很。看不见旁人的脸色也是好事，这样咱心情才平静，思想才齐整。”在姑姑的鼓励劝导下，杨虎沮丧灰暗的神情才慢慢变得平和自信了一些。
上世纪80年代的火车不象现在这么舒适，但姑姑觉得座椅很软和，车厢很温暖。车窗外柳树已有了一层绿意，麦苗已经反青，阳光和煦，蓝天白云，又一个春天悄悄来临。姑姑的情绪稍有舒缓，她手握着儿子的手，靠着椅背朦朦胧胧地入睡了。
睡梦中，杨满囤，那个结婚当天就失联的丈夫，驾驶着飞机降落在了杨家庄外的麦田里，飞机里下来几位碧眼高鼻的洋大夫，他们提着药箱，叽里呱啦说着外语，他们商量着要给杨虎治眼睛。姑姑急忙跑回家中，慌里慌张给杨满囤和那些洋大夫煮荷包蛋。可是荷包蛋放在桌上都凉了，怎么还不见杨满屯他们进门呢？姑姑左等右等不见人来，直等得心困心焦......
姑姑抽噎着侧了一下身，梦境中又出现了杨五六。杨五六驾着六马大车，威风凛凛地向她和杨虎飞奔而来，一弯腰就提起她们母子二人放在车厢里。马车飞快地跑着、跑着，慢慢飘了起来，飘在了天上那片云彩中，杨五六还使劲地摇着响鞭。不远处的一片云朵上，菩萨手持玉净瓶，等着杨虎的到来。玉净瓶中的甘露如果滴进杨虎的眼睛，杨虎就会重见光明。可是任凭马儿风驰电掣般四蹄飞扬，菩萨总与她们有几步之遥......
姑姑的美梦虽未成真，但却让她深信冥冥之中会有神明相助。老天怎能让好人走上绝路？杨满囤、杨五六如果都成了神，怎能不保佑她的孩子？
姑姑和杨虎到家的第二天，赵美萍回来了。她神色犹豫地听姑姑讲完医生的真情告知，忍不住大哭起来。这哭声似乎告诉姑姑和杨虎，她难以承受这样的痛苦。那天她为这个家做了最后一顿饭，洗了最后一次锅碗，然后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离开了杨家庄，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原来的媒人便来告诉姑姑，赵美萍要离婚。
门族人听到这消息，纷纷提醒姑姑：坚决不离，不给离婚协议上签字。杨虎也觉得赵美萍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气得在心里直骂赵美萍是负心女。姑姑一开始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赵美萍只顾自己，操之过急。过了几天，媒人来了几回，说赵美萍整天都是以泪洗面。姑姑的心软了，觉得是自己的儿子拖累了人家，罪责都在自己这边，为啥还要为难人呢？她对等待已久的媒人说：“离，杨虎的事我拿了。”
那天晚上，姑姑给杨虎边洗脚边说：“美萍也是这场灾祸的受害者。人家如花似玉的姑娘，还没享受婚姻的幸福就要与一个瞎子生活，一般人谁能忍受？听妈说，老天蒙住了咱的眼睛，却没蒙住咱的心。只要心口亮堂着，咱就既要想自己，也要想别人。”
法院的调解员带着离婚协议书第一次来姑姑家，姑姑就捉着杨虎的指头按了指印。调解员很诧异，类似的离婚案件不拖上三年五载是不会有结果的，而这家人却如此爽快，如此好说话，未提任何条件就按了手印，完了手续。
法院的人走后，姑姑顿觉少了一桩心事。她对杨虎说：“娃呀，只要老天没要咱的命，咱就是个‘人’。咱虽活得不如别人好，但也不能让别人笑。咱得先学会照顾自己，再学会养活自己。以后妈就是你的眼睛，会为你看清前方的路。”
姑姑说到做到，她把全部精力用到这个长大了又缩小的儿子身上。杨虎的衣服干净得体，头发整洁光亮，脸庞白白净净。当初闷闷不乐、垂头丧气的杨虎渐渐有了笑容。姑姑送杨虎去县上的盲人学校学吹笛子、吹唢呐、拉二胡。性格刚烈的杨虎不服输，他没有辜负姑姑的期望。一年多时间，杨虎就熟练掌握了几种乐器。寺庙的道场，自乐班的婚丧嫁娶都争相邀请杨虎伴奏。杨虎的收入渐渐有了保障，人也因忙碌而显得有了朝气。
姑姑看着杨虎的变化，心里宽展了许多。她真的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好人自有神佑。
七
那年杨虎当兵后，二儿子杨豹也有参军的想法。杨豹跟杨虎只差两岁，杨豹的年龄身体条件参军都合格，但姑姑觉得才为杨虎的事麻烦了大队*，再为杨豹麻烦人家似有不妥，所以没有搭理杨豹的要求。杨豹未能如愿，便心生抱怨，觉得姑姑偏心。紧接着生产队解体了，分田到户。杨豹作为家中主要劳力作务七八亩庄稼。杨豹一米八的个头，身强力壮，有姑姑和小妹帮忙，那七八亩地根本不在话下。秋收夏播，姑姑家的进度总在村里排前几名。
那时乡镇企业逐渐兴起，杨豹农闲时间去附近工厂打工，手头活便，晚上就和村里人打麻将，小赌博。姑姑说了几次杨豹，杨豹不听，有时还故意一连几天不回家。后来姑姑为了杨虎的婚事、救治、照顾，真的腾不出时间管教杨豹，等杨豹嗜赌成瘾后，姑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门族中有人建议，赶快给杨豹结婚，娶个媳妇儿也许就拴住了杨豹的心，不会早晚总想着去赌场了。
杨豹已经二十七，也该结婚了。姑姑于是又走亲串邻地托人说媒。一个父亲早亡、大儿眼瞎的家庭，谁还与其做亲呢？姑姑知道为杨豹说媳妇儿是件困难的事，但她还是要鼓足了劲证明自己的家并未衰败到给娃娶不起媳妇的地步。姑姑打算把门房盖起来，而且要和村中有钱人一样，盖成砖混结构，外墙贴上白净的瓷片，安装上朱漆大铁门。
为了完成这个宏大的愿望，姑姑白天在这个厂子打工，晚上在那个厂子加班，周边的乡镇企业都留下了姑姑的足迹，回家路上还要急匆匆拾破烂来卖钱。姑姑不想再求人了，她为杨虎治眼欠了太多的债，这两年才陆续还清。渭花那儿她不愿再张口，渭花已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小妹如今已二十出头，也跟着姑姑去打工，为娶个二嫂出力流汗。杨虎把他为人伴奏的收入也交给姑姑。杨豹在小妹的催促下也能上缴一部分打工所得。现在政策好，只要肯出力，就能挣到钱。短短一年半时间，姑姑家红砖碧瓦的三间门房就拔地而起，像一面招牌，显示出这个家庭不同寻常的坚韧与刚强。
1986年，杨豹结婚了，媳妇儿是邻村的，人长得俊秀可爱，杨豹和姑姑都很满意。媳妇娘家有几个兄弟还未结婚，所以亲家要彩礼很重。姑姑为了娶回这位称心如意的媳妇儿，满口答应亲家的所有要求。那段时间刚好有人给小妹提亲，小妹也愿意对方。姑姑就把男方的彩礼加上渭花主动的资助一并给了杨豹媳妇家。
杨豹结婚那天，姑姑又有了几分幸福，象杨虎结婚那时一样。杨家的香火传续有希望了，即使在九泉之下，她也对杨五六有了交代。
婚后两三个月，杨豹确实没有去过赌场。杨豹和媳妇儿都去附近的工厂打工，早出晚归，出双入对，十分恩爱。姑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觉得她能在花甲之年把儿女们的婚事全办完，也算人生的幸事。
但好景不长，半年后杨豹的身影就时不时地出现在村中的赌场里。媳妇去叫，杨豹觉得有失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就和媳妇争吵。渐渐地，杨豹竟在人前动手打媳妇。一次是在寒冬深夜，杨豹嫌媳妇在赌场喊他回家，便和媳妇在街道上打起来。等村里人叫来姑姑，杨豹已不见踪影，媳妇躺在地上痛苦地*着。这次杨豹下手太狠，媳妇的几根肋骨都断了。姑姑和村里人把媳妇抬到架子车上，姑姑驾辕，村里人帮忙，把媳妇送到了村里的诊所。诊所的大夫查看了伤情，建议赶快去县医院，肋骨断了最容易戳破内脏，不敢耽搁。
那时小妹已经结婚，婆家离得远，杨豹又找不见人影儿，家中只剩下姑姑和杨虎了。杨虎自告奋勇地要给姑姑掀架子车，陪姑姑去医院。没有别的办法，姑姑只好让杨虎手抓在架子车后面掀，她在前面驾辕拉，送杨豹媳妇儿去医院。
那个夜晚，天高月小，寒气逼人，空旷的原野里姑姑和杨虎急促的脚步声传出很远，期间还夹杂着病人的*和架子车的咯吱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双目失明的儿子，汗流浃背地奔走在崎岖坎坷的乡间土路上， 这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一幅悲情画面。而姑姑并没有觉得苦，她只知道遇见难事就想办法，就如今晚，把儿媳尽快送到医院就是她心中的全部念头。
第二天，姑姑在县医院开票、取药、办手续，跑前跑后忙得未合一眼。突然，姑姑的一位门族人领着警察来找她。警察来找，大事不好。果然，警察说杨豹被人在杨凌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等他们赶到现场，打人者已逃走。他们把杨豹送到了杨凌医院，现通知家属去照顾病人。这消息犹如晴空霹雳，让姑姑不知如何是好。警察给了姑姑一张通知书就走了。这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姑姑赶忙让门族人去叫小妹来县医院照顾杨豹媳妇，她小跑着赶往车站，乘车去杨凌医院。
原来杨豹媳妇的三个弟弟听说姐姐被打，个个摩拳擦掌地要找杨豹“算账”。在杨凌一个赌场里，他们找到了杨豹，就拉拉扯扯地到了街道一个没人的拐角，三人齐下狠手，连踢带打。杨豹招架不住，被打昏在地，三人扬长而去。
姑姑看着遍体鳞伤的儿子，不觉悲从心中起，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杨豹长这么大，当妈的都舍不得拍一巴掌，今天却让别人打成这样。
难过归难过，住院的钱还得筹集。杨豹媳妇在县医院要花钱，杨豹在杨凌医院要缴钱，这让姑姑一时真无力应付。那时医院还流行“人对人”输血。姑姑以六十多岁的身体，七八天内两次卖血，所得几百元维持了杨豹在医院的治疗费用。
杨豹出院后，姑姑本以为他能和媳妇重归于好，远离赌博，安心过日子。谁知杨豹反而变本加厉，赌博窝点改在了离家很远的周至、户县等地，姑姑想去寻找也没办法。从此杨豹媳妇就在娘家居住，很少回家。期间杨豹的赌债日渐增多，上门讨债的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去杨豹的丈人家讨债。如此将就了两年多，杨豹的媳妇终于提出了离婚。杨豹在法院不假思索地签了字，离了婚。这场曾让姑姑幸福与自豪的婚姻就此画了句号，姑姑对杨豹的担心与焦虑加倍地浮现在日渐苍老的面庞上。
1991年春节，门族中的侄子从南方打工回来，杨豹求人家带他去南方挣钱。姑姑很高兴，觉得杨豹这次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走的那天，她为杨豹精心准备了衣物和路费，并依依不舍地送到村口，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再赌了，挣点儿钱就回来，咱再娶个媳妇成个家。姑姑并不知道，这次送别，竟是与这个不争气儿子的最后一面。
杨豹走后，姑姑门上常来骑摩托的、开小车的，有的象好人，有的象坏人，但都是讨债的。不管是连说带骂的，还是软磨硬泡的，姑姑都端茶递烟，说尽好话。姑姑认定儿子这次是走正道了，所以面对再大的羞辱，姑姑的内心是平静的。她真的希望儿子能凭自己的本事出力流汗挣些钱回来，还了这些债务。姑姑明白，吃饭屙屎，欠债还钱。那些要债的在家里转一圈，看这家徒四壁的样子，有的骂骂咧咧放几句狠话，有的满脸怒气悻悻而去。
这一年中，姑姑一边打发着这些不速客，一边盼望着杨豹的好消息。临近年关，讨债的象疯了一样一拨接着一拨，而杨豹却象泥牛入海，杳无消息。直到村里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那个领杨豹去南方的侄子告诉姑姑，他回来前去找杨豹，厂子里的人说杨豹辞职不干了。姑姑惊恐不已，连问人不见了怎么办？侄子说那地方辞职很正常，辞掉工资低的工作，再找工资高的工厂。姑姑听这样说，心中多少有点宽慰。但无论哪个工厂，过年总该放假吧？杨豹应该回来看看。
那一年春节，姑姑总在村口张望，然而杨豹没有回家。直到打工的人陆续出发，去开始新一年的拼搏，姑姑感觉不能等了。她向侄子要了地址，开始筹措盘缠，她要亲自去那个叫东莞的城市找自己的儿子。
小妹刚生完孩子，身子虚，还要奶娃，不可能跟姑姑一起去；渭花太远，不能再打搅人家的生活了。为了这个家，渭花也操碎了心。姑姑给杨虎说了去东莞的想法，杨虎大力支持，并把他攒的私房钱全交给了姑姑，还说穷家富路，让姑姑在路上一定吃好。杨虎这几年已经能摸索着做饭洗衣了，这也是姑姑最终下定决心去东莞的一个原因。
直到麦苗返青，姑姑才把粜粮食、卖猪卖鸡、到附近工厂领工钱等事料理完。春寒料峭，田地里也没有什么紧迫的农活，姑姑给杨虎准备好柴米油盐，一个人从村口的大路向武功车站走去。这条大路，杨五六翻车上了天；这个车站，杨满囤消失得无影无踪。姑姑今天就要从这个车站乘火车，奔向一个她连方向都不知道的城市，去完成一项结果难料的任务。这个结果细思极恐，如果真的找不到杨豹，这个家将怎样往前继续呢？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颠簸，第二天下午火车终于到了那个整天念叨的东莞。走出车站时，姑姑腿脚酸胀，疲惫困乏。为了省钱，她买的是硬座票，庄稼人，谁曾想着能在火车上躺着睡觉呢？这是姑姑六十六年来出门最远的一次，到底有多远？她不知道，她只感到天气有点儿热。这么暖和的天，随处都能睡一宿，还找啥旅馆呢？姑姑这样想着，但她还没有休息的打算，她要立即去杨豹曾经打工的工厂。她掏出侄子留下的那张纸条，在一个电话亭请人拨通了电话。侄子听说姑姑到了东莞，很高兴，让姑姑站在原地，他打出租过来接。姑姑说不用接，她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杨豹的消息。得知还没有消息，姑姑就在旁人的指点下叫了一辆出租车，给司机看了杨豹曾经打工的地址，让司机快点儿去这个地方。
出租车七拐八拐地到了那个厂子。天色已暗，整个厂区黑魆魆一片，唯有门房那儿亮着一点光。姑姑给出租车付了钱，就向那个亮点走去。门房里有两个门卫，他们听完姑姑的诉说后，告诉姑姑明天再来。因为这厂子有几千工人，要找人得去办公室查询，明天早上八点就上班了。
那天晚上，姑姑在工厂大门外的水泥地上铺了一条床单，盖了一条床单，看着东莞的星空入眠了。她本来打算盘缠不够就露宿街头。半夜，姑姑被饿醒，原来她在火车上吃了开水泡馍后就再水米未进。姑姑从提包里摸出剩下的半个蒸馍，啃了几口，没有水喝，她艰难地咽下去，肚子的“咕咕”声暂时停止了。姑姑强迫自己迷迷糊糊地睡去，她要积蓄力量，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更长的路。
第二天，在好心门卫的带领下，姑姑来到这家厂子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翻出了杨豹的招聘表和辞职书及工资结算单，这些资料他们都复印了一份给姑姑。辞职书的落款日期都是半年前，上面丝毫没有去了哪里的信息。姑姑看着资料上杨豹英俊潇洒的照片，不禁有想哭的感觉。
那天，姑姑站在工厂的大门外，四顾茫然，不知下来该怎么办。门卫看姑姑可怜，给了她一瓶饮用水，还建议她去公安派出所寻求警察的帮助。
出租车把姑姑送到一个叫“凤岗”的派出所，接待姑姑的是位年轻的小伙子，年龄与杨豹相仿。这位警察做了详细记录，并告诉姑姑，他们会在工作过程中留意相关信息，比如规劝罪犯自首，无名尸体辨认等，会及时通知姑姑的侄子。这些话让姑姑很吃惊，也很伤心，但这样的结果谁又能保证不会发生呢？最后，这位热情的小伙子帮姑姑制作了几份“寻人启事”，让姑姑去复印部多复印些，再去那些工厂、公司的门口张贴。小伙子还建议姑姑去报社发一则“寻人启事”。不过，那个费用较大，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一则“寻人启事”就需上万元。
姑姑还没有财力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她现在仅有的能力就是沿街张贴。几十年前在扫盲夜校还认了几个字，所以有“工厂”“公司”字样的门口姑姑从不放过，总要多贴几张。那几年城市管理比较宽松，“工厂”“公司”的门口小广告满墙都是，姑姑贴上去的“寻人启事”在野广告的海洋里并不起眼。因此，姑姑总要给门房放几张，劳烦好心人多多留意。
到东莞的第二天，姑姑就开始了张贴“寻人启事”的行程。她徒步穿行在东莞的大街小巷，吃最便宜的饭食，喝公园里的自来水，睡街角的长条椅。一些饭馆的老板见她可怜，就免收饭钱，可姑姑总坚持要给。她知道，她是千里迢迢来找儿子的，绝不能给儿子丢脸。两个月的时间，姑姑用脚步丈量了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有一天她突然晕倒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姑姑苍白的脸颊，她的眼前隐隐约约地跑来了无数个小时候的、长大了的杨豹。
等姑姑苏醒过来时，她已躺在了东莞市龙岗镇收容站的病床上，胳膊扎着输液的针管。一位中年妇女对姑姑说，你的身体很好，没有病，只是营养不良，明天再输些营养液就好了。姑姑站起来就要走，要去贴“寻人启事”，寻找自己的儿子。那位中年妇女劝姑姑养好身体再说。她安排姑姑洗漱，吃饭，休息。那顿饭是姑姑两个月来最丰盛的，有鸡蛋，有肉。
第二天，收容站站长亲自看望姑姑，说姑姑年龄太大，不宜于一人奔波，那样太危险，劝姑姑回家。至于寻找儿子的事，他们可以代劳，他们可以向全市的十几个收容站通知，如有杨豹消息，立即通报。姑姑听了这话觉得也有道理。她这两个月几乎贴遍了东莞的所有地方，再贴下去也不会增加多少作用。姑姑听从了站长的劝导，表示立即就回。站长很高兴，马上安排车辆送姑姑去火车站。那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给姑姑买了卧铺票。她说姑姑年龄大了，长途不宜坐硬座。姑姑千恩万谢，满眼含泪地告别了收容站的工作人员。
站在候车厅的大玻璃窗前，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霓虹彩灯，微风吹拂的绿叶，车水马龙的大街，姑姑觉得这座城市真的太美了。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平平安安地尽享这里的繁华与美丽。
姑姑在电话亭给侄子打了电话，说她马上就上火车回家了。侄子满口抱怨，嫌姑姑不来他的厂子，他都在女工宿舍找好了空床，要姑姑歇几天再走。姑姑一再叮嘱侄子，一有杨豹的消息就发电报，电报费她会付的。
火车启动了，姑姑意识到点种玉米，收割麦子的时节快到了。今年小麦长势很好，等粜了麦子，再打工半年，再卖一头肥猪，攒够一万元，她还要在东莞的报纸上发寻人启事呢。
八
第二年，姑姑给在东莞的侄子汇了一万元，让他找报社发“寻人启事”，还说钱不够了可以再寄。没过多久，侄子寄回一张报纸，上面就有一则寻找杨豹的启示。接下来的日子，姑姑就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或好或坏的消息。
这一等就是20年。20年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粮不交了，农业税免了，国家还按地亩给补贴；街道硬化了，田间小路都成了水泥路面；种庄稼都机械化了，一两天“三夏大忙”就算过去了；更让姑姑心动的是通信联络太方便了，电视手机家家都有，她能经常用手机问侄子有没有杨豹的消息。侄子可能都转移了城市，但每次总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大小伙子，怕啥？逛够了就回来了”。
这二十年里，姑姑还有另一桩心事，就是想给大儿子杨虎再找一个媳妇儿。她曾托亲戚邻里留意外地要饭的女人，可社会越来越好，村中连要饭的都没有了。姑姑还托人去偏远山村找愿意嫁给儿子的女人。杨虎知道后，紧握姑姑的手，哽咽着说：“没有能使母亲风风光光地人前生活几天，已是儿子今生的最大遗憾，还怎敢再结婚，生儿育女，让他们在人前自卑呢？妈，现在的日子这样平静美好，我已很知足，请您老人家千万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2015年，扶贫工作队告诉姑姑，你和你大儿子杨虎被列入兜底保障之列，以后基本生活不用发愁，连看病吃药都由政府负担。姑姑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她自己行将入土，姑姑最牵心挂念的是杨虎。杨虎已是六十岁的老头了，出门挣钱已有困难。扶贫工作队的话犹如上帝的福音，让姑姑顿感天高地阔，无限喜悦。
那天，姑姑用手机告诉了渭花、小妹这个好消息，然后又拨通了东莞侄子的电话。还没等姑姑说话，侄子就大声说：“姑呀，城市现在这么好，挣钱这么容易，我都不想回了，杨豹肯定好好的。”那天，姑姑听到这话还真的高兴。
傍晚，姑姑趁着好心情，一个人走在村外新铺的水泥路上。空气中弥漫着玉米的清香，又到了秋收的季节。她想去不远处的菩萨庙，告诉杨满囤和杨五六这个好消息。姑姑今年九十岁了，走路已不如从前那样步履稳健，但仍不需要拐杖。她给庙里的功德箱捐了十元钱，又给菩萨上了一炷香。这位整天微笑着的美丽神仙是姑姑心中的偶像，她多么想一辈子都这么优雅地微笑着。现在，姑姑就微笑着双手合十，祈求菩萨捎信给杨满囤和杨五六，政府替她照顾儿子了，她可以放心地去天堂找他们团聚。
2015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的姑姑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第二天早晨，灶房里没有了象往常一样做饭的声音。杨虎摸索着抓住姑姑的手失声痛哭，而姑姑的脸上却弥散着菩萨般的笑意。
安葬姑姑的前一天，阴阳先生把入殓的时间定在了丑时。凌晨时分，宁静的村庄上空响起“咚咚”的钉棺声，不知身在何处的杨豹可否听见这震撼人心的声音？
安葬那天，附近打工的村里人都请了假，还有能行走的老人们，一起跟在灵车后为姑姑送行。姑姑无权无势，仅凭一颗历经苦难而又古道热肠的心让众人承认她是个好人。那天，墓地里站着三百多人，为姑姑流泪，为姑姑叹息。这是杨家庄几十年来最隆重的葬礼，也是人们送给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的一位老人的最高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