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咸阳博物院第四展室，醒目位置陈列着一个造型独特的青铜鼎，讲解员刘倩怡正在向游客们绘声绘色地讲解：“此鼎名为四连铭文铜鼎，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的主人是汉文帝长女、汉景帝胞姐、汉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此鼎造型独特，设计独具匠心……”

据刘倩怡介绍，这件四连铭文铜鼎是咸阳博物院于1981年征集而来。“当时，我们的文物宣传保护工作做得很好，这件铜鼎是农民在田野里发现后移交给我们的。”

作为千年前的汉代贵族器物，四连铭文铜鼎为人们了解研究西汉时期历史、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雍容华贵的皇家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透过这件铜鼎，数千年前南北文化加速交融的繁荣景象生动呈现在人们眼前。

馆陶公主刘嫖之器

青铜器上的铭文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以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史料有极大的佐证和补充作用，是人们探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四连铭文铜鼎其中一鼎横刻铭文二十字：“铜连鼎四合，容各三斗，并重九十三斤，馆陶家，霸田。”

“鼎上的铭文虽短，但内容丰富，向我们翔实地描述了这件器物的质地、名称、容积、重量、主人身份等内容。”刘倩怡说。

刘倩怡介绍，“铜”是指器物的质地；“连鼎四合”道明了器物的造型，由四个鼎连在一起；“容各三斗”为鼎的容量，每个鼎的容量是三斗，其中斗为容积单位，西汉一斗相当于现在的2000毫升；“并重九十三斤”指的是鼎的重量；“馆陶家”为器主人封号，“馆陶”为其食邑，“霸田”是地名。

“鼎上铭文格式是汉代铜器铭文常见的一种格式，铭文錾刻而成，是隶书味浓厚的汉篆。从鼎的造型、铭文风格来看，此鼎应为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期的器物。”咸阳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田小华说，“汉代青铜器的刻铭大多将器主、器物容量、重量等内容刻于青铜器之上。从铭文字形上来说，我们认为这二十个字，雕刻得朴拙、天真，笔意浓郁。”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汉代，“家”一般是公主、太子、诸侯王、列侯居处的称呼。西汉铜器上刻“家”字的甚多，如“阳信家”“平阳家”“敬武主家”等。

历史上，有四位公主食邑封在馆陶（现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一是汉文帝刘恒长女刘嫖；二是汉宣帝刘询长女刘施；三是汉光武帝刘秀第三女刘红夫；四是唐高祖李渊十七女。《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对照文献，这个时期称“馆陶”的唯有汉文帝长女刘嫖。因此，咸阳博物院相关人士推断，此四连铭文铜鼎为馆陶公主刘嫖之器。

造型独特的罕见珍品

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四连铭文铜鼎由四个造型相似、大小相同的鼎腹部相连而成，四鼎*部分部位可互相借用。该鼎通高22厘米，口径21.5厘米，四鼎各作敛口，子母唇，鼓腹，圜底，每个鼎体各有一足，共四矮蹄足。鼎盖和器身用枢轴连接，既可以自由开合，又可防止器盖和器身脱离，其中两鼎有盖，两鼎盖佚失。鼎腹外侧各置一环形附耳，腹盖素面，腹上部饰弦纹一圈。

“从造型上来说，汉式铜鼎往往是单体造型，典型特征是矮蹄足，一般被设计为三足圆鼎或四足方鼎。”田小华介绍，四连铭文铜鼎造型奇特，是古代铜鼎中的罕见珍品。在目前出土的汉代铜鼎中，尚未发现同类四鼎相连、四矮蹄足造型的器物。

“四连铭文铜鼎的形制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可能是参考了当时百越文化区域的器物造型特点。”田小华说。

百越，是指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古越族人分布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书中记载的百越区域放在现今，大致位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一带。

此区域有不少出土的陶制文物和四连铭文铜鼎形制相同。如1953年，在广州市华侨新村有四联陶罐出土，此种形制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考古人员在罐内发现果树叶、果核残留，分析该陶罐应是当时人们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的器物。1974年，在桂林市平乐县银山岭出土的水波纹四联六足陶罐也是形制相关例证之一。

“我认为，四连铭文铜鼎有一典型特点，即反映了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文化的交融，体现了北方中原地区人民对南方百越地区文化的认可和尊重。”田小华说，西汉时期，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四连铭文铜鼎的形制可能是当时的汉代贵族从百越地区的器物中获取灵感，运用于铜鼎铸造。

回归本质的实用器具

“四连铭文铜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烹煮食物，像四宫格火锅一样。”刘倩怡说，四连铭文铜鼎丰富了食物种类和数量，相比于单鼎，使用效率大大提升。

青铜鼎最早从陶制三足鼎演变而来，沿袭了陶器的功能，起初用来烹煮食物，是一种饪食器。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鼎从一件日常的生活用器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发展成为礼器、国之重器，变为统治阶级权力的重要象征，也是“明尊卑、别上下”等级制的标志。汉代学者何休注《公羊传·桓公二年》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青铜鼎在商、周时期发展至极盛，为配合其神化的功能，往往追求形制大气、造型威严、雕琢繁复，其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用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王室衰弱，“礼乐崩坏”，诸侯群起争霸，青铜鼎逐渐褪去神秘威严的外衣。

西汉时期，由于冶炼技术走向成熟，青铜器渐渐被铁器取代，青铜文化走向衰落。这个时期的青铜鼎形体变小、鼎壁变薄，又演变回实用器，恢复了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该时期流行于奴隶社会的兽面纹等装饰纹饰基本消失，铜鼎纹饰形成素面风格。四连铭文铜鼎腹、盖素面，形制大小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鼎用于神化、礼制的功能正在逐步减退。

据了解，汉式鼎形制通常根据人们生活需求进行变化，重点突出实用性，铜鼎大多为带盖鼎，相比于无盖鼎，带盖鼎既可保证鼎内食物温度，也可避免鼠、蝇等虫害侵扰，保证食物干净程度。

“鼎上现有的两个鼎盖应该与四连铭文铜鼎不是配套的，我们可以看到鼎腹有凹槽，以小孔作轴，理论上盖子是可以掀开的，但现有的鼎盖上并没有附着相关连接物。”田小华介绍，目前，鼎盖和鼎身严丝合缝，可能是当时单体鼎和四连鼎均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铸造。现有鼎盖上置三个环纽，纽端有端柱，可以倒置，仰置时可作带足浅盘，也体现了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器物实用功能的追求。（记者 琚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