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刘浩南

编辑 黄霁洁

周令飞：说一件比较欣慰的事，经过我们20余年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努力，鲁迅逐渐走下神坛，而且烟火气还挺浓，鲁迅越来越像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束之高阁他，继续神化他，距离很遥远，你就无法接近他、触摸他。有人说鲁迅非凡人，思想很伟大，不能将他世俗化。

周令飞今年70岁，无数人说他长得像祖父鲁迅，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之后。他自己也觉得像祖父，而且是家人里面最像的。

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来岁，身材高大，黑发里夹杂几根白发，两撇胡子横在鼻唇之间。周令飞走在街上，曾有人认出他是鲁迅的长孙。陈丹青描述过鲁迅的相貌，说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除了相貌像祖父鲁迅，周令飞认为自己性格很多方面也像祖父。父亲周海婴对他的评价是，“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周令飞自己也说，他性格倔强。此外，他的兴趣爱好也和鲁迅相似，比如看电影、设计等。

当他与人交谈，有不同观点时，他会引用鲁迅的话，比如，“从来如此便对吗？”1999年从中国台湾回到大陆以后，周令飞断断续续看完鲁迅的所有作品，不过他坦言，那并不是出于对文学作品的喜爱，更多是为了做鲁迅相关的传播和普及工作。

周令飞没见过鲁迅，他说跟其他人一样，鲁迅最初在他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和课本。小时候，学到鲁迅的那些作品，也觉得祖父是很凶的，有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总害怕回去挨打挨骂。在学校里，很多人像看珍稀动物一样趴在他教室门口看他，每次学到鲁迅的课文，同学会对他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他心里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

1954年，童年周令飞与祖母、母亲。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小时候，周令飞调皮，有次郭沫若去他家，那是“文革”期间。他听父亲说郭沫若骂过祖父，他就认定郭沫若是坏蛋。他记得那时家里大客厅比较大，有一组沙发，铺着蓝色地毯，郭沫若坐在一把椅子上，戴着眼镜，穿身中山装。

客厅与厨房中间有一个备餐间，桌上放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两个茶杯。祖母许广平的茶杯是固定花色的，那个年代出于卫生，茶杯各用各的，客人的茶杯很好认。在工作人员把茶端出去之前，周令飞偷偷往郭沫若的杯子里撒了些盐。

周令飞透过门缝看，许广平和郭沫若在聊天，茶水端出去以后，往客人那边一放，他心想怎么半天不喝。后来郭沫若端起来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就将茶杯盖起来，不再喝了。

1961年，许广平和儿孙。

长大后，周令飞参军，去日本留学，去台湾结婚，最后又返回大陆工作，所有选择由他自己定。周令飞说，他的家庭教育尊重孩子的个性。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回忆：“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想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目前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类。”

周令飞当年去台湾的选择给父亲造成极大的压力。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回忆：“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 周海婴的主管领导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前，几十年里，鲁迅的作品在台湾被视作禁书。上世纪80年代，周令飞岳父的百货公司**后，他在当地谋职，因为是大陆人，又是鲁迅的孙子，没人敢用他，夫妻俩生活一度穷困潦倒。90年代，周令飞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两岸开放探亲后，他回到大陆工作，而“回归鲁迅”是一次偶然。那时周海婴正独自一人忙于处理各种侵权鲁迅的官司，希望周令飞帮忙，出于对父亲的愧疚，周令飞决定留在父亲身边。

同样作为鲁迅的后代，周令飞更能理解父亲的处境，寻找自己是父子俩共同的宿命。他常常困惑，名人的后代应该怎么生活？他感觉父亲周海婴一生都在寻找自己，身为鲁迅之子，总想做出些属于自己的成就。为了帮父亲找到自我认可，周令飞在父亲80岁时帮他办了摄影展，作品获得专业认可，周海婴多了一个摄影家的身份。这也成为周令飞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周令飞把自己目前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从“逃离鲁迅”，做自己，到“回归鲁迅”，仍然是自己。他习惯于自己总被称为鲁迅之孙，父亲周海婴生前常被唤作鲁迅之子。

在公众视线里，广为人知的是周令飞小时候、上学期间和当兵时期，因为是鲁迅孙子而遭遇的轶事，以及后来为爱奔赴台湾的往事，但他最想提及的是自己“回归鲁迅”之后的生活。2002年，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成立，10年后，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周令飞任会长兼秘书长。

9月12日，他坐在鲁迅文化基金会贵宾室白色皮质沙发上，身后是朋友赠送的一幅油画，名字叫《野草》，墙壁上挂着十幅鲁迅的单人和全家福的黑白照片。基金会距离绍兴鲁迅故居一公里左右。绍兴是水乡，人们在乌篷船卧听打桨摇橹声。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写道，母亲把遗物分为三份：上海、北京、绍兴。绍兴老家，父亲用过的遗物上海没有，从绍兴带到北平的也极少。绍兴是鲁迅故乡，又是人文旅游热点，远近中外闻名。

周令飞常去那里，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临展厅和二楼办过多次与鲁迅有关的活动。如今，进出周家大宅的多是络绎不绝的游人，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最受喜欢，是打卡拍照的热门景点。院里几处小商品店里摆放着各种鲁迅的亚克力人形立牌小挂件、石膏雕像、明信片、日历等，配着各式鲁迅语录。

周令飞更喜欢这个充满人间烟火气、融进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鲁迅，和他熟识的祖父更像。

【以下内容根据周令飞的口述整理而成：】

从台湾回到大陆

我一直不太想做我个人的专访，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我到台湾去和当兵的那段经历，其中有太多不实和胡乱推断。

当兵那一段经历，我自己有讲过一些，之后有人不停炒冷饭，瞎编的很多。台湾那段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但我从未全面详细地说过，随着台海两岸政治时局的变化，我的变化其实非常大。

从我个人角度讲，我的人生大致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逃避”鲁迅的后代。小学开始我就觉得“鲁迅”二字很沉重，是个大包袱，束缚、捆绑，也是困惑，我活在不自在之中。我当兵十年、出国留学、到台湾结婚可以说都是一种逃离，努力证明我不是靠爷爷吃饭。

1960年，小时候的周令飞穿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