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童年的记忆
这里是成都北郊货场的老工棚区。工棚所用的建材多为土坯、牛毛毡和石棉瓦，在铁路纵横间，呈现出低低矮矮的一大片，就像千百万蚂蚁营造的蚁冢。
其实每个窝儿都不大，也就30平米的一个通间。墙面凸凹不平，三合土的地面终年阴冷潮湿，墙角都生出毒蘑菇，更有土鳖虫、偷油婆到处乱爬；而一到晚上，天花棚上总有大群的老鼠在奔跑。它们的动静很大，把棚顶的扬尘、耗子屎都震落下来，散落在居家者的头上和吃饭的碗里。
小时候我一直担心，这样的顶层设计，说不定哪天会被耗子们跑垮的。不期在后来的岁月里，竹编的天花棚真就垮塌了几十回。
开篇明义，这里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基本情况。所谓耗子窝者，应属过时民居。当初货场领导说这只是个临时住所，不期修修补补人们一住就是40年！
冬天冷如冰窖、夏天热似蒸笼，下雨就用塑料布接漏，天晴可用生石灰灭虫。但是无论怎么打扫，屋子里永远有一股耗子尿的气味。尽管不宜人居，却也无法改变，因为我家的户籍法定于此。
我名天禹，生于1954年、属马，是家中的长子。我七岁时就有了一弟两妹，按家常的排序是：大妹天英、二弟天财、幺妹天琴。
我们是天字辈的，父母差不多一年生一个，加之奶奶还活着（老人1993年去世。）就是说，一家七口挤在一个耗子窝里。鼠老大终日在外面找吃的，忙忙碌碌、心情很坏。鼠小辈在窝里翘首以待，但有食物来，难免互相撕咬。
每当我们争抢饭食，奶奶就说：“天禹，你是老大，要让着小的。”其实我一点也不大，七岁了不比妹妹高，瘦的像个鬼。
我家父亲原籍上海人，打抗战时逃难来到四川，娶了蜀女为妻。由于异地入赘，生活习惯、个人秉性都很不相适应。
父亲入乡不随俗，在外面胆小怕事，对家里人脾气却很大。奶奶说他是“门槛角的弯刀”只会对家里人凶。父亲在货场做仓库管理员，月薪31.5元。
通常时候，父亲在货场受了搬运工的刁气，回家来就对我妈妈吼：“看你这死婆娘，生出来一大堆！吃饭、穿衣、生病——钱呢？”父亲牙齿咬得咯吧响，好像在嚼鸡骨头。
我妈妈当然无鸡可吃，但嘴也不饶人：“男人哦，现在你嫌娃娃多了。当初你，咋不少折磨我一两个晚上呀、呀……”后面两个“呀”表示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家长恶斗伊始，子女们全吓黄了脸。当事时，我们列队观战，扯开喉咙大哭。那情景宛如一个四人组的童声合唱团，正在为亲情上演的“全武堂”做伴奏。
我们唱哭当歌，时而高亢如摇滚，继而舒缓似昆曲，外加摔锅砸碗的打击乐，直比现在的“央视春晚”还要热闹。
只有时，妈妈被打得尖叫了，大妹就把女高音唱到极限。父亲听得心烦，转手在孩子头上敲栗凿。这就像打了定音鼓一样，稚嫩的童声合唱嘎然而止。
但有一回，我的头皮给磕破了，流出血来。奶奶可不依了，抱起孙子去父亲单位告状。领导严厉批评：“你干什么？儿童可是祖国的花朵！”
父亲认错：“没想到小孩的头那么嫩，以后轻点儿就是了。”以后父亲并没有轻点，一不顺心，照样自虐家人。
子从其父，我长大后，遇事也不知收殓，竟至于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但是他们都怕我奶奶。实际上这种窝里斗，总是老人来收拾。我奶奶有50多岁，身材高大，很有力气。
每次父母打架时，老人就冲过去抓住他们的头发，伸直双手狠命摇，连声叱道：“老犯人、短命婆，老的不像老的！我看你们打、看你们打……”
奶奶就像摇两个拨浪鼓一样，直摇得女儿女婿晕头转向、皮酥骨软了事。家庭纠纷暂息，我妈坐在床沿长哭，我爸蹲在地上短叹。奶奶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吸过一袋水烟，又转身去忙碌家里屋外的事情了。
奶奶其实是我家外婆，但我们一直叫她奶奶。就我记事，老人一生都在劳动。她起先在父亲单位的食堂做饭，在辖区托儿所做管理，还得过一张“儿童是花朵”的奖状。
奶奶在街道办的生产组，筛炭灰铺公路、砸石头垫铁轨路基。她还去拉架车，总是很晚才回家，又忙于洗衣做饭。诸事忙完，奶奶用皂角给大妹幺妹洗头，烧来热水挨个儿给孩子们洗澡，洗出的水像面汤一样。那是在夏天，冬天就不用洗了。
关于洗澡，还出过一件糗事。有一回货场停电，二弟误将一锅骨头汤当热水，全倒进了洗澡盆子！黑暗中越洗越油腻，二弟始知闯大祸了。须知那年头，一锅猪骨汤可比现在的鱼翅燕窝还金贵。
“一块五呀！”父亲高喊猪骨价，手持荆条，直打得二弟在澡盆里翻滚嚎叫，活像一只刚剥了皮的兔子！可怜我家二弟，居然用骨头汤洗澡，这简直比当今有人用牛奶沐浴、红酒泡澡，还要奢侈得太不像话了。
后来，我们就叫二弟“一块五”的绰号。然而家暴过后，奶奶仍将那浑汤翻锅，复煮白菜萝卜，一家人吃了个底儿朝天。民以食为天，有什么办法呢？
（二）家务事的纷扰
奶奶喂了一些养鸡鸭兔子，照看小动物是我最向往的事，看着拳头大小的牲畜慢慢长大，进而产蛋或有肉吃。我嘴里盈满口水，可通常也吃不到，母亲把它们都卖了，换回油盐柴米布料什么的。因为仅靠父亲那点工资，怎么也是入不敷出。
除此之外，在货场周边有很多荒地，奶奶开垦出庄稼地，种上红苕、芋头和厚皮菜。虽然身在城里，我很早就参加农事，拔草、浇粪、捉害虫。那时节，我整日趴在地头，所见清晨的露水挂上植株，落日的余晖溢出了饭香……若现在，我该写田园诗了。
可惜好景不长，私种的作物长势见好，起先是货场的工人常来偷。奶奶操起锄头，气势汹汹地去讲理，其时打骂得偷儿们抱头鼠窜。
后来饥馑岁月、饭食匮乏，我也开始去偷附近农田里的庄稼，却又常被农民当场逮住，人赃俱获地找到家长跟前来评理。所谓人赃俱获，无非果腹而已的草根、树皮和烂菜叶子。
困顿多子的家庭，难免惹是生非。尤其偷窃这种事，奶奶每次都打得我皮开肉绽。老人用篾片抽，痛斥道：“犯人儿，男儿要争气！女子要知羞！”
奶奶叫我爸老犯人，常叫子孙是犯人儿。我年少不更事，却也知道所谓犯人者，应是有过错受罚的人，可是小孩的过错又在哪儿呢？
事实上，我因常饿、常偷、常挨打，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事理：即人所*的，就得准备皮肉吃苦。这就好比农民种地、矿工挖煤，为活命而劳其筋骨一样。
古代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是说，精神与形体沆瀣一气，岂能分开。这些大道理，当然是长大后才明白的。
后来我常想，做人若没点儿耐性，我怎么能扛到今天？恐怕早为一点屁事就跳楼自*，抑或心境难平迁怒于社会，竟至于残害他人了。
奶奶给予我的早期教育，除了打骂，还总拿动物做比较。老人讲四川话：“犯人儿，活人是难哟，你默到你是一只鸡么？鸡有鸡毛，不洗不换。人要穿衣，还要常换洗。一条狗不喂，自家找吃的。耗子打个洞、鸟儿扒个窝，将就住到死，也没哪个来收房钱。鸡婆生的蛋，自己晓得孵；鸡公要报晓，比人起得早。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长大不成材，趁早砍了当柴烧……”
说话当时，老人吸水烟，发出咕噜声。那烟壶铜质的，擦得铮亮。奶奶吸烟时，她“噗”一声吹燃纸捻，我试了几十下也不能吹出明火。
老人有时也喝点酒，就着花椒一口咽下，说是可以治胃痛、牙疼。奶奶是我家唯一要吸烟喝酒的人，却也是最有生活情趣的人。老人常给儿孙讲故事，其中一则是这样：
“那哈在乡坝头，山上有好多深矶孔。早先古人的腿骨有三尺长、雪白。有年冬天，我一个叔伯哥上山打野物，把一匹狐狸撵进了深矶孔。他一枪打进去，孔里窜出来一股黑烟，就把人熏憨了。那个叔伯哥哟，脸青面黑、流口水，鬼眼睛到处看。老辈子说中了邪，要*个鸡公来祭一下。哪晓得燎鸡毛时，那个火硬是怪哦，一下子窜到他脚下，点燃了皮袍里的羊毛丝。就看见他跳来跳去，浑身冒青烟，结果活生生给烧死了……”
故事听得我云遮雾障，总在想那“深矶孔”啥样子，这三字该怎么写？我至今不明，只觉得奶奶的老家是穷山恶水。
奶奶老家在四川安岳，以后嫁到成都，故事又不一样：
“那哈，你外公在川军当师爷，公务繁忙常不落屋。那晚上探亲回来，我抱起*走田坎，一手拿个草火把。走到二仙桥坟坝，就听见背后呼呼的，吹得那个火哟，要灭慌了！我抱起娃儿只顾走。那鬼吹灯一直跟到家门口，我反脚把门踢上，坐到床上不敢睡，就看见门缝梭进一条蛇。黢黑的，举起脑壳瞄住我，吐出信子。那哈*才四岁，惊抓抓地哭。我差点儿，就把她捂死了……”
故事听得人毛骨悚然。现在想来，幸亏没捂死我妈，不然就没有我了。奶奶还说，外公后来得“痨病”死了。就是说，我家奶奶很年轻时就守寡。
我家奶奶生于宣统年间，早年上过私塾，能看报。老人没裹小脚，她说：“从小就下地干活，包啥子小脚嘛！”
奶奶虽是旧时代过来的人，却也没什么复杂的禁忌和迷信。她只是不准小孩托着碗底儿吃饭，说那是叫花子；晾晒衣服不得在外过夜，不然娃儿穿了长大会做贼。老人还不准我们玩小鸟，说是二天写字手要发抖。
很显然，老人希望她的子孙将来有出息，不会去讨饭，或竟是一个贼。但是她教化的方式不对，小孩子稍有犯错，她非打即骂，还不给饭吃。老人骂人的常语是：“塞鹅子、筑衣禄、挺尸、打嫩颠、装尸扎板板……”
四川话很怪，总是把一些很坏的词儿用于平常事物；比如挺尸是指睡觉，装尸则表示穿衣服，而打嫩颠即咒人早夭。至于“塞鹅子、筑衣禄”就是吃饭的意思了。
我后来翻书查证，筑衣禄的“筑”是一种古代乐器，原意是给临死的人喂食最后一餐。我家奶奶撰用于日常生活，每当饭菜上桌老人便道：“龟孙些，筑衣禄了，不准抢哈！”
近乡音、识民性。老人生气时这么说，不生气也一样，几乎成了习惯，而习惯往往积淀为一种民俗文化。
我不知道汉族的成因，据人类学家说，一个种族基因同化，亦无宗教传承，最有可能源自母语。方言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说，如果“吃饭穿衣”都绝无好语，那么方言反映的民生，就可想而知了。
说道筑衣禄，我大约五岁时第一回吃鱼，很惊讶鱼身有那么多刺，游水时不痛么？由于专心想蠢事，我给鱼刺卡住了。奶奶把手伸进我喉咙里抠，搞得人翻白眼。奶奶由此断言：“你娃属马的命，只有吃草。”从此再不给鱼吃。
（三）家教与子女的成长
相比奶奶的暴脾气，我妈妈就平和多了。她原先有工作，后因生子沦为家庭妇女。妈妈的主要活儿，除了料理家务，就是给家人做穿的。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做的鞋总是偏小，穿着脚疼。可能是做功太慢，而小孩的脚长得很快。妈妈手工缝制的衣服却是超前设计：3-5岁时像穿裙子，7-8岁就成了短马甲，我们戏虐这种衣裤叫：“反扫荡、前裙裤、鸡脚神……”不消说，老大穿了老二穿，上面都打满了补丁，如同穷苦僧侣的袈裟。
这也难怪母亲，她久病缠身，常服大包牛药，夏天也穿粗棉裤。西医说心血管病，中医说是气血不通。妈妈的病痛我至今不明。
至于我家父亲，一个苦逼蜀地的下江人，却也是唯一挣钱养家的人，除了奶奶有时骂他“塞冷炮眼儿的老犯人”，谁又敢说他什么呢？
我唯不能忍见的，差不多每到月底，父母都有一场干仗。起因多半是缺钱，要么某个孩子病了，或就为吃个饭。父亲不喜食川味，总发抱怨：“又是麻辣生姜，中药臭！”他一脸稀烂，就像吃了耗子药。母亲怒言道：“你不吃算逑，端出去倒了。”
这当口，奶奶把铜烟壶“砰”一下杵在桌上，吼道：“烟丝，没得了哈！”父亲掀翻桌子，又与我妈打起来。奶奶因没有烟抽，也懒得管了。每当这时，我的眼里噙满了泪，因为邻居正堵在门外看热闹。
做家务也很烦人。早晨醒来，刚想着去哪儿好玩，我就听见妈妈喊：“水缸没水了、该扯兔草啦、今天要做煤饼……”吆喝中，我和大妹去抬水。公用水桩在货场的另一边，抬满一缸水来回十几趟。大妹累哭了，可改由二弟替换；我却没人换，因为幺妹才4岁。
然后是做煤饼，先把煤粉与泥浆搅合，再拍成一坨坨屎样的饼，就摊晒在货场的钢板上。煤饼干后往家里搬，要是突降大雨，那阵仗如同抢险，雨水冲散了煤饼还得重新做。至于兔草更是不想扯，草丛里有蛇和蚊子，何况兔子长大又吃不成，都给卖掉了。
曾有民谚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是可以培养人的好品质。听来纯属屁话，家徒四壁、父母哭穷，一个小孩拿什么来当家？
现有教育家说：“要给予孩子天性的释放，不得抑制了童趣和天真。”我看也是屁话，且不说贫贱夫妻，即使当今富裕家庭，小孩一样承载着家长的厚望：尽孝啦、励志啦、光宗耀祖啦，仍不过是在培育孩子对家庭的厌倦、对长辈的失敬，然后集合成社会的麻烦和耻辱。
不期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因为历来中国式家教，对子女既忽视又溺爱，既肆虐又殷切，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阵子我常患头疼，这毛病持续了我一生。奶奶说是妈生我时敞了风，故只要吹风天我就头痛欲裂、哼哼唧唧，就像瘟鸡似的斜眼看天。
禽鸟侧目，为其眼睛长在头两边，而我却恨不能把脑袋砍下来。每当发作时，奶奶便手沾清水，在我的颈部、背部、肘弯处一阵揪扯。那是一种不待消停的痛楚，非在皮肤上整出紫砂壶样的颜色来不可。
我痛得像青蛙一样大叫，半小时内嗓子全哑了。或由于揪痧缓解了头疼，我愈感觉舒适些了。其实奶奶的手很粗糙，布满了皲裂和老茧。这是一双我不能忘记的手，老人说：“男娃子，不要痒都是痛，长不大的。你不要白吃了家里的米……”
但是60年代初，家里的米实在不多。我常为争食遭奶奶用篾片抽打：“大的不让小的，争吃、争吃、争吃……”为逃避追打，我围着门前的梧桐树跑圆圈。
透过大人挥舞的胳膊，我看见天空的白云正绕着树冠在旋转。我飞快地攀上树，到了树上仍在号，听见的邻居说：“这猴子，简直是*不死的猪。”
究竟是猴，还是猪？我真想问问他们；就算是畜生，也是要饿的呀！我那会儿的感觉，就像肚里有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狗，不停地在喊叫。
我不知道现在的歌喉是怎么培育的？毋容置疑，正是这种挨打或刮痧引发的嚎叫，炼就了我的好嗓门。我以后唱歌就很动听。小学一年级歌咏赛，我独唱《十送红军》得了奖。我一路“蓝天百云”的唱着往家跑，邻居都赞叹：“张家老大，二天要靠唱歌挣饭钱啦！”
不期到了家门，父亲劈面就是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就是去当个搬运工，也不能去做一个他妈的戏子！”我不懂戏子是什么，但唱歌仍是喜欢的，至少能让人暂时忘掉饥饿。实际上，唱歌也就这么点好处。
至于现在的人们吃饱喝足，仍在那儿力竭声嘶，用电喇叭扩音扰民。在我看来，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拉不出憋的。
关于唱歌，邻居中有个叫吴晓春的，其父在铁路子弟校教书，也教儿子拉小提琴。每到周末，吴老师便邀约各家孩子，在梧桐树下听拉琴。琴声悠扬，我随声唱和“花儿与少年、社会主义好”等歌子，声音如同小公鸡打鸣。
每当这时，一个叫绪勇的玩伴就故意捣乱，说：“你唱的锤子。”他高叫搬运工号子，嗓门又左又粗，堪比孤狼嚎丧或夜猫唤情。玩伴都叫绪勇“左喉咙”的绰号。
然而所谓“号子”是有来历的。在北郊货场，每天都有工人在装车卸货。他们在站台与车皮之间搭起跳板，在货箱下垫上钢滚筒，前面用绳拉，后面用棒撬。劳作其间，工人须随时调整滚筒走向，如果有误走偏，货箱翻倒会砸死人的！
那样的惨祸确实发生过好几回，因其路线偏颇，人就给压殁了。不过多数时候，货箱的走势还算平稳，其劳动场景是这样，随着货物的缓慢移动，一人领唱，众人齐吼——
哎呀妈一条绳吔，崩起来呀！
前边在使劲了，后边别偷懒哦。
哎呀妈一根棍吔，撬起来呀！
前边在爬坡了，后边要小心哦……
即兴的词儿反复吟唱，直到把活儿干完。搬运工说这样干活不累且劳作有序，但这哪是唱歌呢？他们从早吼到晚，声音低沉疲惫，简直都听腻了。
尤其这会儿，我的歌声给左喉咙打断，正气得要命。我与绪勇打架，不是对手，被他揍出了鼻血。吴老师劝开孩子，拉着儿子回家去了。
我儿时的玩伴主要是这两位：绪勇生性粗蛮，爱说“锤子”（川话，表否定）。吴晓春长得眉青目秀，像个女孩，因患小儿麻痹走路有点瘸。不过，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
至于我，已然瘦得不堪，头发焦黄，又总爱瘟鸡似的看天，给人一副蠢相。我有时也暗竖一下中指头，其意和绪勇说“锤子”差不多，仅表示愤怒，并无下流之意。
我给绪勇打了，也在他身后竖起中指。我揩净鼻血，脱掉鞋，爬到家门前的梧桐树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