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中国古代兵书达两三千部，著名的有《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为春秋末期吴国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一向被认为是古之“兵经”，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曹操以下有71人曾为之作注。唐朝杜牧在注中说：“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曹操）削其繁剩，比其精髓成此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的西汉墓中，发现《孙子兵法》残简。该书现在的存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兼》13篇，5900余字。
《孙子兵法》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它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在对古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基础上，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提出了自成体系的战略、战术理论，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同时，它对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也有所反映。
《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历代都有著录。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现有日、法、英、俄、德、捷等译本流传。
《六韬》：
《六韬》按《隋书·经籍志》注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实际为后人所著，成书约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共60篇，其中部分内容已佚失。清代孙同元、王仁俊等均辑有《六韬逸文》。
《六韬》重视政治上胜敌。在作战指导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诸侯国的进攻战，指挥专一，因情用兵。在使用兵力上，主张“必有分合之变”；围城攻邑则要集结三军。在军队建设上，要求将领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和“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要求执行严格的战场纪律。在训练方面，主张从单兵训练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成三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演习。对于作为后备兵员的农民，则要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训练，培养战斗意识，以寓兵于农。《六韬》除继承发展前人有关军事思想外，还具备许多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司马法》：
《司马法》旧题作者司马穰苴。穰苴，姓田，春秋后期齐国人，因为官至大司马，所以称其为司马穰苴。《汉书·艺文志》中礼类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至隋代以后，《司马法》只出现于兵家著录中了。
《司马法》本义是周朝以来治兵的典章制度，这些典章由治兵的司马掌管，历代或有增删，所记载的内容不限于一世一代，田穰苴曾任司马，掌管这些典籍之时或许曾依此法的精神结合当时的时代现状，作过一些符合实用的论述。到了战国的时候，齐威王命人整理司马法，田穰苴的论述也在其中，加上当时人们将官职与人名混叫，这部书就成了《司马穰苴兵法》了。但是，这本书的著作权应该属于历代治兵的司马，田穰苴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今本《司马法》虽然只有5篇，但其所记载的古代军礼、军法等，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和古代礼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尉缭子》：
《尉缭子》也是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部著名典籍，北宋神宗时期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共有24篇。
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尉缭，一个是六国时代与梁惠王对话的杂家尉缭，他的著作是归于杂家的《尉缭》共29篇，也就是今本《尉缭子》中的前12篇与《兵令》上下；另一个是秦始皇十年与秦王嬴政论兵的兵家尉缭，以官为姓，他的著作是归于兵家的《尉缭》31篇，也就是今本《尉缭子》的后10篇。至西汉时期，两部《尉缭》同时传世，班固分别著录于《艺文志》中；但到了《隋书·经籍志》时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梁有《尉缭兵书》一卷”。兵家《尉缭》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散佚。到宋朝编订“武经七书”时，杂家《尉缭》也已经散佚，两书都剩残本，遂合成一书流传于世。这合成的一书就是今本《尉缭子》。
《尉缭子》和《孙子兵法》与《六韬》一样，都是正宗兵家论著，历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并且流传海外。其最早的元丰刻本如今已不得见，现存最早的是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本，我国目前所流传的版本都是根据它来影印的。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三卷，也是“武经七书”之一，是以唐太宗与李靖问答的形式来探讨军事问题，所以又称为《唐李问对》。
李靖是唐初名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被封为卫国公，世称李卫公。
对于《李卫公问对》的作者，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就是李靖所作；一种认为是后人整理李靖与太宗的言谈编纂而成；还有一种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撰。第一种说法由于证据太少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至今仍无定论，但现在人们多认为此书为阮逸所撰。虽然不是李靖所作，不能作为唐代史料，但并不影响它在军事思想史上的价值。
现存最早的《李卫公问对》版本是日本静嘉堂南宋浙江刻本，较为有名的批本有明代王阳明批本和张居正批本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