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兵书的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对于这四部书，史学家历来都有争议，特别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有的学者说这是两个人所著，一个是孙子，一个是孙膑。还有《尉缭子》《六韬》，很多人认为它们是伪书，特别是《六韬》，从南宋开始，伪书的说法更加盛行，到了清代，干脆被官方确定为伪书。
偶然发现的汉简震惊中外位于临沂故城南1公里的两座小山岗东西对峙，每年春夏之交，山岗上的灌木丛就开满形似飞雀的小花，东边的呈黄色，西边的呈白色。两座山岗因而得名金雀山、银雀山。
1972年4月，蒙山沂水环抱的临沂故城春意微暖，此时的季节，城南山岗上的“小飞雀儿”还没有露头，银雀山上正在为地区卫生局建办公楼,没想到建设部门在施工中发现了山岗下沉睡2000年的两座相距只有半米的汉墓。
因年代久远,两座墓的墓室上部残损并有积水,但椁室完整。椁内均在中间置一隔板,分椁为东西两侧。一号墓椁室东侧置棺,西侧为边箱,安放随葬器物。二号墓正好相反,西侧置棺,东侧为边箱。两墓棺内各有尸骨一具,已腐朽松散,不能确定性别,但尚能辨别出为仰身直肢。
考古人员在墓葬的东北角发现了一堆粘连的竹片条。由于墓坑内有积水,这是一堆已近腐朽的竹片,考古人员取下用毛笔蘸着水轻轻洗净淤泥,竹片上显露出的竟是“齐桓公问管子曰”7个隶书文字——原来是古代竹简。一场震惊中外的竹简考古就此拉开帷幕。
经文物专家发掘清理，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1号墓出土竹简内容包括：《孙子兵法》13篇和佚文5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晏子》16章，《六韬》14组，《守法》《守令》等13篇以及《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论政、论兵文章50篇，另有阴阳、时令、占侯、相狗、作酱等杂书，其中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本的古书，而大部分为佚书。2号墓出土竹简32枚，篇名《七年视日》，学者认为其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的干支历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史学界长期争议一朝破解银雀山汉简的出土,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
经专家整理分析,《孙子兵法》整理出105枚,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其已发现的篇名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版本相同。《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作者孙武,春秋末年人,因其成名在吴,故称“吴孙子”。
《孙膑兵法》也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此次出土的竹简整理出222枚,其中整简达137枚,残损部分每枚也在10个字上下,共得6000字以上。其中,有关历史记载和《史记》有不同之处,如关于马陵之战的叙述,《史记》说庞涓战败后“自刭”而死,竹简则有“禽(擒)庞涓”一篇,与《战国策》所载“禽庞涓”语同。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孙子和孙膑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有人坚持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两书作者不是同一人；有人认为《孙膑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更有人对此质疑,认为孙武和孙膑其实就是同一个人。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时期已经亡佚,因此史学界始终无法拿出实证对第二种观点予以反驳。直到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千年谜案终于真相大白。
《孙膑兵法》原书失传已久,这次出土的竹简虽不完整,但因为字数保存较多,仍然能看出该书的大概轮廓和作者的基本观点。孙武、孙膑实为两个人,且各有兵书传世。在编号为0233号的竹简上,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上,写有“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由此看来,吴王面对的孙子是孙武无疑；而与齐威王谈论用兵之策的,则是孙膑。
两部兵书均出自齐国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孙子兵法》竹简
《孙膑兵法》竹简
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膑兵法》，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六韬》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载女商说：“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汉书·艺文志》将《六韬》收录在儒家类，说：“《周史六韬》，六篇。”至唐修《隋书·经籍志》，将《六韬》列入兵家类，以后各代相沿不改。
到了宋代，辨伪学兴起，学者开始怀疑《六韬》非周初吕望所撰。如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说，《六韬》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其后，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为明白：“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
但是，宋代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六韬》为“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是“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等等，也都没有确切根据。
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六韬》后，判定《六韬》成书年代“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这个结论应是可信的，因此，就算《六韬》不是吕望所作，而是当时的作者托其名撰成。
